英国每周有6人因缺肾病逝，而伊朗通过器官买卖合法化消除了等待期。本文探讨了金钱激励、剥削风险与道德厌恶之间的复杂权衡。
目前在英国，大约有7000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根据英国国民保健署在2024/25年度发布的数据，该年度仅完成了3302例成年人肾脏移植手术。慈善机构英国肾脏研究基金会指出，仅有32%的患者能在加入等待名单后的1年内获得移植，而每周都有6名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失去生命。
对于肾衰竭患者来说，生存的希望要么寄托在终身透析上，要么寄托在器官移植上。即便幸运地完成了手术，挑战也并未结束。来自逝者的肾脏平均只能维持10到15年，而来自活体捐赠者的肾脏则能维持20到25年。一旦移植的肾脏失效，患者就必须再次回到透析室，重新开始漫长的等待。
器官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但有一个国家例外，那就是伊朗。伊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肾脏买卖合法化的国家。自1988年该政策实施以来，伊朗彻底消除了换肾等待名单。在政府的监管和调控下，一颗肾脏的价格大约被限制在5000美元，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黑市价格可能高达120000美元。在伊朗，大部分捐赠者与受赠者并无血缘关系，很多人纯粹是为了这笔经济补偿而选择捐赠。
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英国是否也应该效仿这种做法？毕竟，目前的供应体系完全依赖于稀缺的利他主义。如果你怀疑利他主义的局限性，不妨问问自己，既然健康的成年人只需要1颗肾脏就能存活，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没有把多出的那颗捐给陌生人？如果呼吁无私奉献行不通，那么诉诸自我利益，给捐赠者支付报酬，似乎是一个能直接增加供应的逻辑。
当然，这种提议充满了争议。最常见的反对理由是这会导致对穷人的剥削。反对者认为，除非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否则没人会愿意卖掉自己的器官。然而，这种逻辑也存在漏洞。如果社会在禁止器官买卖的同时，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去改善穷人的处境，那么这种所谓的“保护”听起来非常空洞。正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政治理论讲师 Paul Sagar 所言，担心不法企业剥削捐赠者，应当是加强行业监管的理由，而不应成为全面禁止的借口，伊朗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监管市场的可行性。
另一种反对声音源于宗教或道德上的“身体神圣性”。但问题在于，谁有权定义这种神圣性？如果一个人不具备相关宗教信仰，为什么他的身体自主权要受他人的信仰约束？尤其是当这种约束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时。既然政府允许公民免费捐出肾脏，为什么一旦涉及金钱，这种行为就变得不可接受了呢？
很多人在面对器官买卖时，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嫌恶感，觉得这种交易很“膈应”。但 Paul Sagar 提醒我们，生理上的不适感并不一定等同于道德真理。在18世纪，人们曾认为职业歌唱家和妓女一样道德败坏，但在今天看来这种观念极其荒谬。这说明公众的感受会随着时代和文化而改变，而不应成为制定法律的唯一标准。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权重权衡的问题：我们是个人的心理不适感更重要，还是垂死病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仅是一个伦理课题，更是一个政治难题。伊朗能够推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体制可以无视民众的道德反对。但在民主社会，如果一项改变必须通过威权手段才能实现，那么其代价可能过于沉重。
正如 Mark J Cherry 在《待售的肾脏》或 Joshua Mezrich 在《死亡如何成就生命》中所讨论的那样，人类在面对死亡与医学伦理时，总是在不断寻找平衡点。在这个问题上，诚实的讨论或许比道德上的直觉反弹更有助于我们找到出路。
本文译自 The Guardian，由 BALI 编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