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情报价值高估：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

有个心理学测验是这样的——

找一些夫妇来，分开问他们：“用百分比来说，你认为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率是多少？”也就是为了维系家庭生活的井井有条，你出了多少力气？

除了回答上问之外，受访夫妻还要面对些细分的问题，诸如“谁负责丢垃圾？”、“谁负责邀亲戚朋友出来一起玩？”等等。

由此所得的两人自评贡献率，相加会多于100%还是少于？答案不太意外，统统大于百分百。导致这得数的是Availability Bias，易得性偏差，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左边这词是个费解的空词，那我擅自编一个给你：主观情报价值高估。

具体到这种夫妇测验来说，两人都更清楚地记得自己为家庭倾注的力气和劳动情景，而对方做了什么？只有较含糊的侧面信息。清楚的主观经历，和含糊的客观线索一经比较，双方的付出就有了明显落差：“我”永远做得更多。总是我拖狗出去散步。总是我收拾床铺。总是我带孩子出去玩。

这种主观情报高估并不全是因为“自私”，换个问题，人们也会答出不利于自己的说法。比如问及“引起争吵”的贡献率时，受访伴侣也照样各自高估了自己的责任。(但相加得数平均没有上面家务题的大)

一个团队内部也很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负担的工作量更重，而每次瞟一眼别的工位，同事都在摸鱼——当然，这主要说的是一种认知趋势，实际的家庭或公司即使分工安排得严谨正直，也只能在长期上摊出一种数学公平，有时确实是你最辛苦，有时则是别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更多。而就算突然有魔法让贵司某个部门实现了分工绝对平等，由于人们不可能获取别人的主观感受，所以该部依然会有人觉得不公平，这不是“人性”有问题，而是人脑的默认配置就是布满遗憾。

主观经验更好提取，更节省算力，更available，更受我们大脑偏爱，于是更重要

一般来讲，人不受训练是很难扭转偏见的，但这种主观情报高估是个例外。它不但简单，而且跟日常生活中的零碎利害息息相关，只要指出来，人们就能在回忆里找到印证。一旦理解并能指认出这种高估的存在，就会少吵很多垃圾架。

另外两个同样容易引发争吵的人脑毛病，之前已经写过——
后见之明：“我早就知道！”
你要是真的知道，之前又在干嘛呢？在结果出来后，人会高估自己原本能蒙对的机会，并急于展示自己的预见力。

光环效应：“师兄，我与浪自幼相识，知他本性不坏，我们就信他这次吧。”
我们的头脑想要一个前后一致便于理解的公平世界。

附上 锚定效应
一个著名的认知偏差。

直接举例：找一些实际存在的房产，让地产中介来估价。中介看过房后，给他们一份包含该单位卖价的小册子。

这些册子上的卖价，有一半标得远高于市价，另一半则是远低于。每个受试的中介在看过册子后，要给出个人认为的合理买、卖价格。

之后，研究者就会询问中介们定价的根据。有趣的是，没有一个中介认为册子上的要价会影响自己的决策，他们都是以自己的专业眼光重新审视这套房产的真实现价。

可实际上，看高价册子的中介都给出了高于市值的价格，而看低价册子的人给出的价码则全都低于市值。在这事上，职场老手的表现跟经济专业的在读生们差不了多少，两者不同的是，在读生还有人能承认自己被暗示锚定，而老手们则根本不相信自己有受影响。

随机的暗示也能产生锚定效应。有人在几位德国法官身上做了趟实验，这批法官都有超过十五年的资历，过程是这样：先让他们阅读一个盗窃女犯的材料，然后让他们丢两枚骰子。这些骰子都灌过重，合起来每次都只出3或者9。骰子落定后，实验者会根据得数马上向法官们提问：这女人该判多少个月？是高于得数，或者低于得数？法官不需要当场回答这个问题，但稍后要说出自己的判决。

平均结果，摇出了9的法官会判该女八个月刑期；摇出3的法官，则会判她五个月。

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我认为有，但每个人的自由量不同。我们跟自己的头脑越是陌生，就会越像循脚本起舞的僵尸。新年快乐。

过了年再说 pic via 9gag

文章内容绝大部分来自《Thinking, Fast and Slow》第11和12章，作者Daniel Kahneman是诺奖得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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