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研究发现，在使用性科技这件事上，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被评价为“令人反感”。这种被称为“反向性别双重标准”的现象，揭示了性别观念如何继续塑造我们对性与技术的看法。
随着技术不断进入私密生活，人与性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所谓性科技，指的是一类用于提升性体验的技术和设备，从最常见的振动棒、假阳具，到能对话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再到外形和行为都高度拟人的性机器人。无论是独自使用，还是伴侣之间使用，这些产品都越来越普遍，但围绕它们的社会偏见并没有消失。很多使用者仍然选择保持沉默，只为避免被评判。
长期以来，这种偏见并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女性使用振动棒，往往被描述为自我探索、性健康或自我赋权的一部分，社会接受度已经相当高。相比之下，男性使用类似设备，却更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在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使用性机器人或性娃娃的男性，常常被描绘成孤立、失败，甚至无法与真实的人建立关系。
这项发表在《性研究期刊》上的新研究，对这种差异进行了系统检验。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反向性别双重标准”，意思是，在性科技使用上，男性反而要承受更严厉的社会惩罚。
研究第一作者Madison E. Williams是新不伦瑞克大学的博士生。她指出，无论是在日常讨论中，还是在既有研究里，人们往往把女性使用振动棒视为积极行为，而把为男性身体设计的设备，比如性娃娃或飞机杯，看成多余、奇怪，甚至令人反感。相比之下，更先进的性科技通常也更容易被排斥，而这些产品往往主要面向男性市场。
研究团队特别关注了一种情绪，厌恶感。在心理学中，厌恶不仅用于躲避病原体，也承担着维护社会规范的功能。当某种行为被认为越界、不自然，或者破坏了既有的道德秩序，它就更容易引发厌恶。性科技可能同时触碰了这几条红线，一方面挑战传统性观念，另一方面又因为高度拟人化而让人产生不适感。
研究者还指出，传统的性别脚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许多异性恋文化中，男性被期待主动、熟练、随时准备好发生性行为。如果一个男性使用性玩具，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无法吸引真实伴侣，或在性能力上的一种失败。
为了检验这些想法，研究团队在众包平台Prolific上招募了371名成年人，年龄从18岁到81岁不等，平均年龄约为45岁。参与者中有190名女性，181名男性，大多数自认为是异性恋和白人。
研究采用问卷形式，让参与者阅读不同情境描述。这些情境涉及某个人正在使用性科技，变量有两个，一是使用者的性别，二是设备类型。研究涉及三类设备，普通性玩具，被认为最不像人，情色聊天机器人，具有一定互动性，以及性机器人，最接近人类。
参与者需要在1到7的量表上，评价这些行为有多令人反感。1表示一点也不反感，7表示极度反感。研究者随后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评分，分析性别和设备类型对情绪反应的影响。
结果非常一致。无论参与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使用者是男性，评分就更高，也就是更令人反感。女性使用同样的设备，则受到的负面评价明显更轻。这表明，男性在将技术引入性行为时，确实承受了更重的社会惩罚。
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清晰的层级结构。最不令人反感的是普通性玩具，其次是情色聊天机器人，最容易引发厌恶的是性机器人。也就是说，性科技越像人，人们的排斥感越强。这可能与“恐怖谷效应”有关，也可能源于对技术取代真实亲密关系的担忧。
有意思的是，性别差异在不同设备上的表现并不相同。在性玩具这一最基础的类别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评价差距最大。随着技术变得更先进，也更容易被整体污名化，比如性机器人，所有人的评分都升高了，性别差距反而略微缩小。但即便如此，男性仍然始终被评价得更负面。
研究还注意到，女性参与者整体上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厌恶，这一点与以往关于厌恶敏感性的研究一致。尽管如此，男女参与者在“男性比女性更该被嫌弃”这一判断模式上，是高度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种双重标准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但平均评分大多接近量表中点。这意味着，人们的反感程度总体属于中等，而不是极端厌恶。女性使用性科技也并非完全不被反感，只是相比之下，男性承受的负面评价更重。
研究者也坦言，这项研究存在局限。数据来自自我报告，参与者可能会因为社会期待而调整回答。样本主要来自西方异性恋人群，其他文化和性取向下的态度可能不同。此外，研究并未区分厌恶的具体来源，是卫生担忧、不自然感，还是道德判断，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拆解。
研究团队希望，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对性科技的态度也能发生变化。长期追踪研究或许能揭示，熟悉是否会降低反感。使用情境也可能很重要，比如独自使用和伴侣共同使用，可能引发完全不同的社会评价。
Williams表示，理解这种反向的性别双重标准，是减少污名的第一步。只有正视偏见，性科技才能真正被视为所有性别都可以选择的工具，而不是某些人必须为之付出额外代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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