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富的56000人掌握的财富正在快速扩张。他们的资产增长远超其他群体，世界财富正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研究者认为，这不是命运，而是政策选择。
世界财富正在出现一次历史级别的集中。根据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最新报告，由Thomas Piketty共同执笔，全球最富有的那0.001%正在占据更大的财富份额。进入这个圈子的底线是资产达到2.54亿欧元，而这个群体只需坐满一座足球场。相比之下，全球最穷的28亿成年人加起来的财富，竟然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
报告指出，这种极端差距虽然在新冠疫情后趋于稳定，但过去几十年却持续拉大。1995年时，全球最富的0.001%“只”握有最贫穷一半人财富的两倍。如今，他们握有三倍。世界不平等正稳步回到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平。
这份近200页的报告汇集了全球约200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内容覆盖财富、教育、政治、气候、性别等多层面的差距。回顾过去两百年，全球不平等经历过三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差距飙升。然后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福利体系的兴起，高税收与公共服务显著缩小了差距。接下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平等又开始反弹，尤其在美国最明显，欧洲与法国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原因包括金融市场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管制放松、工会力量衰退与全球化加速等。
研究团队强调，这些趋势都不是自然规律，而是政策造成的结果。Jayati Ghosh与Joseph Stiglitz在前言中写道，不平等是选择而不是命运。Piketty也提醒，20世纪欧洲曾在几十年内把收入差距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说明政策依然能改写趋势。
从全球来看，越富裕的国家往往越平等。欧洲、日本、韩国、中国以及美国，都比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更平等。Piketty认为，历史上真正推动繁荣的是对全民教育与健康的普及，而不是财富集中。
要理解最新的不平等浪潮，需要把镜头不断推近。富人前10%、甚至前1%或0.1%的财富增长都与全球平均水平差不多，每年约3%。但当镜头切到最富的0.001%，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56000名顶级富豪过去30年财富增长接近每年5%。更夸张的是最顶尖的560个人，他们的财富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年增长8.4%。这里面就包括Elon Musk、Mark Zuckerberg、Jeff Bezos、Warren Buffett，以及法国的Bernard Arnault、Bettencourt家族、Hermès家族和Wertheimer家族。想进入全球前56名，你需要22亿欧元的资产。这点人用不了足球场，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就够了。
这些数字当然会受到股市波动影响。如果人工智能泡沫破裂，这些数字可能会暂时缩水。但1995到2025的趋势已非常明确，财富正加速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
与巨富飙升对应的，是中产阶层的缓慢衰退。处于收入中间的那40%自1980以来每年仅增长1%。贫困人群因中国经济增长而提升较快，约每年2%。富裕群体年增长在2%到3%之间。而增长最慢的，反而是中产和上中产。过去几十年工资停滞，而资本回报不断上升。1980年全球收入中有61%来自劳动，39%来自资本。如今劳动只剩下53%，资本上升到47%。财富越多，回报越高，而工资却难以跟上。
这种趋势在政治上极具破坏性。中产阶层生活压力加大，是欧美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土壤。
性别差距也无处不在。报告指出，女性总工作时间比男性更多，每周53小时，而男性是43小时。但把所有工作计算在一起，女性的时薪却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一。如果只算有薪劳动，女性也只拿到男性工资的61%。区域差距也很明显。北美、欧洲和拉丁美洲略有改善，但中东、北非和南亚几乎停滞，女性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16%到20%之间。
这些差距最终会累积成养老、存款、财产等方面的长期不利，代际影响显著。报告强调，性别工资差距不只是“公平”的问题，而是社会如何给不同工作定价、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
财富高度集中还带来了另一种问题：污染。越有钱的人消耗越多资源，排放越多温室气体。在美国，最富的10%承担了24%的排放。他们的排放量是尼日利亚最富10%的40倍。
如果把资本排放计算在内，差距会变得更极端。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家公司的50%股份，他就要承担该公司一半的碳排放。这样算下来，有钱人拥有的企业与资产会让他们在碳排放上占据压倒性比例。以美国为例，最富10%在这种算法下要承担四分之三的排放，而不是24%。
报告指出，这种计算方式揭示了不少富裕国家的虚伪。一边承诺国内减排，一边持续向海外化石能源项目输送资本。污染带来财富，但气候后果却由最贫穷的地区承受。
Piketty认为，解决气候与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减少不平等。他把现在的时刻比作二战后。不是因为城市被摧毁，而是因为挑战的规模相似。要完成气候转型，必须有大量资金，而许多富国正面临老龄化、债务上升、生活水平下降等压力。如果不让最富的那部分人作出实质性贡献，让最贫穷的50%承担代价根本不可能。
他主张大幅度提高富人的税收，特别是财富税。报告详细讨论了Gabriel Zucman提出的一种方案，即对超过1亿美元资产的财富每年征收2%的普遍财富税，不设豁免。这将每年带来约5000亿美元的全球税收，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和北美。欧洲因百万富翁数量较少，将贡献730亿欧元左右。
这是否不切实际？Piketty举了历史例子。1945年法国曾实施一次性20%的“国家团结税”。同一时期德国的财富税达到50%，日本甚至达到90%。这些国家迅速消除了战后债务，还有足够财政空间投资重建。
当然，不得不提的是，当年通胀暴涨，对减少债务和消灭小规模财富起了作用。战后重建也带来了高速增长。但这些历史经验让Piketty相信，这类政策今天依然可行。他认为，人类不能习惯极端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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