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意在量刑中很重要，但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悔过一直没有明确标准。司法、心理和文化因素都影响着悔意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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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法律题材电视剧里，情节往往遵循五个关键节点。出现犯罪、警方抓人、嫌犯认罪与否、陪审团的裁决，以及最后嫌犯对自己行为的情绪反应。观众往往记住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这个人在结局时是否表现出悔意。他道歉了吗，他承担责任了吗，还是在混乱里显得毫无歉疚。
这种文化想象反映了现实里的关注点。法院、媒体和公众都在观察同一件事，也就是被告是否真的感到抱歉。
在澳大利亚所有司法辖区里，悔意都被视为量刑时的减轻因素。虽然没有悔意不会让刑期变长，但真诚表达悔意可以减少刑期，尤其是被告在案件早期就认罪时。
新南威尔士州两个过失杀人案展示了悔意如何影响判决。2023年，Zachary Fraser因致死Darcy Schafer Turner被定罪。法官Nicholas Chen认为Fraser表现出了真诚悔意。他的早期认罪使刑期减少25%，最终获判四年，并可在2027年7月申请假释。
同样是2023年的过失杀人案里，Robert Huber因致死Lindy Lucena被定罪。法官Stephen Rothman认为他没有表现出真诚悔意。尽管法律不允许把缺乏悔意作为加重刑期的理由，Huber最终被判处12年监禁。量刑是复杂判断，不是单一因素决定，但悔意如何展现显然影响了案件氛围。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的悔过。作者作为前缓刑官和后来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人，一直在研究悔意的评估方式。他的新研究关注撰写量刑报告的专业人员如何判断悔意，通过访谈和问卷分析他们在判读行为和语言时的思路。
即便有了更多数据，悔意依然难以用一句话定义。有人形容它更像一种直觉。量刑报告撰写者也强调身体语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被告可能表演悔意，但非语言的细节很难长期维持。不过，除了眼神接触有些依据，其他身体语言的解读并没有可靠证据。
法官之间也没有共识。虽然判决要基于法律框架，但他们描述悔意时常说是一种感觉，对悔意的判断指标也各自不同。
表达悔意还需要一定的语言方式，带有明显的阶层差异。文化背景、性别与种族都会影响人们如何表达情绪，也影响别人如何解读这些情绪。例如，研究显示黑人在做出与白人相同的表情时更容易被误认为愤怒。
尽管这些差异会在司法体系里真实地影响对悔意的判断，目前很少有策略来应对这种偏差。在缺乏明确方法的情况下，悔意仍然是一道难以界定的情绪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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