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濒死经验，比流行叙事复杂得多

真实的濒死经验往往不符合大众想象，也不遵循统一模板。每个人的经历都深度个人化，而商业化叙事反而模糊了这些差异。

坐在我面前的男人是一名油漆工。他从梯子上重重摔下，肋骨骨折，内出血，在救护车到来前就失去意识。后来医护告诉他，那次是真正的生死边缘。他搓着手，好像在抹掉不存在的灰尘。他说那一刻给他的最大启示，是“生命的本质是遇见和连结”。爱，就是让对方做自己，并真心祝福他们。

他只告诉过妻子，两个儿子，还有在临终关怀中的母亲。他觉得这让母亲安心一点。他并不想把这种经历变成教别人该怎么爱的理由。

十分钟后，我见到了下一位受访者。她是位气质优雅的老人，穿着得体，言行沉稳。她四十年前因为败血症和心肌炎被抢救过来，讲起那段医疗过程时条理清晰。但当我问她是否常回想那一刻时，她的神情瞬间被打碎了。她看着我，眼里泛着泪，说自己四十年来每天都想回到那个“天国般的地方”。那种思念痛得真实，祈祷能稍微缓解一点，却永远无法真正消失。她能说的人只有牧师，和已经去世的丈夫。

这两个连续发生的访谈，是我们研究濒死体验如何被整合进人生的一部分。它们反复印证一个事实，正如每个人的生命独一无二，濒死体验也没有通用版本。除了某些核心元素外，濒死经验始终是深度个人化的。

一九九五年，William J. Serdahely在《濒死研究期刊》中提出了“个体定制假说”。意思是每个人的濒死经历都以独特方式发生。这个假说暗示了一个有趣的结构。濒死体验并不是来自某个宇宙电台的统一信号，而像是个人意识与未知边界之间的对话。每一次经历都带着体验者自己的印记。

这并不等于这些体验只是主观感受。Serdahely认为其中某些部分确实有“真实存在”的性质，只是这种“真实”必须通过体验者的独特心灵来接收。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让二十个人去苏黎世旅行，然后看他们写的日记，很快你就认不出那还是同一座城市。

带着这种理解，我开始询问参与者怎么看那些畅销的濒死体验书籍。它们常用夸张字眼，把某个经历包装成“最深刻”“最完整”的版本，仿佛可以代表所有人的答案。不到百分之八的受访者觉得这些故事真正反映了自己的经历。

虽然这些书让濒死体验不再轻易被视作幻想，但也带来了另一种束缚。公众心目中出现了一个统一模板，真正细腻、多样、甚至难以言说的经历反而被挤出叙事空间。许多人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够标准”，或“不够神秘”，尽管它们同样真实。

还有一些人在公开后承受压力。别人期待他们能给出意义、答案甚至某种精神成熟度。

一位四十四岁的会计师直白地说，人们以为濒死体验会把人变成圣徒，但他不是。他只是个经历了极端事件的普通人。他死过一次，却不知道自己为何又活了过来，也不确定那意味着什么。他依然在寻找，但别人总期待他给一个解释。

商业化叙事让濒死体验承载了不该承载的期待。体验者需要的往往不是模板，而是被认真倾听。濒死经验逐渐被社会认可，这对许多人来说是迟到几十年的转变。然而，聚光灯集中在少数戏剧化故事上，反而可能缩小了真正的表达空间。

绝大多数濒死体验并不适合被写成畅销故事。它们细腻、复杂、有时没有答案，但依然重要。真正的倾听让这些经历保持原貌。它们不该被套入框架，而是作为生命边缘的一段独特印记，被带回继续向前的日子里。

本文译自 Psychology Today，由 BALI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