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让加拿大陷入困境

加拿大2016年合法化医疗协助死亡(MAID)，如今占全国死亡的5%，医生面临伦理困境，需求激增暴露医疗系统缺陷。

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约300名加拿大专业人士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安乐死会议。会场里有自助午餐和赠送的环保袋，气氛轻松，参会者还期待周五晚上的社交活动，在Par-Tee Putt楼上的活动空间有DJ助兴。一位医生告诉我：“最重要的是建立人脉。”这场景仿佛任何一场普通会议。然而，十年前，这些与会者的工作——协助病人结束生命——会被视为杀人。

2016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医疗协助死亡(简称MAID)的合法化法案，一夜之间，这项行为从非法变成了如同扁桃体切除术般合法，且等待时间往往更短。如今，MAID占加拿大死亡人数的5%，超过阿尔茨海默病和糖尿病的总和，远超其他允许协助死亡的国家。起初，MAID仅限于生命垂危的患者，但法律很快扩展到患有严重疾病但死亡并非即将来临的人。两年后，法律将进一步覆盖仅因精神疾病而痛苦的患者，甚至建议向未成年人开放这一权利。

这一快速扩张的核心是患者自主权的理念。在医学中，尊重患者意愿是基本原则，但在加拿大，这几乎成了至高无上的信条。MAID的倡导者用平等、选择和同情的语言推动扩展，让反对的声音难以立足。然而，需求的激增已让医生们应接不暇。一些无力负担疾病管理的加拿大人，甚至因经济压力而寻求结束生命，这让医生们陷入伦理困境。温哥华岛的医生Stefanie Green将MAID比作她之前的产科工作，称两者都是引导患者经历“自然事件”，一种是迎接生命，另一种是送别生命。她更喜欢将MAID称为“交付”，而非单纯的“提供”。

在诺瓦斯科舍的神经科医生Gord Gubitz看来，MAID是职业中最有意义的工作。他形容这是一种“快乐的悲伤”——为病人的痛苦终结而欣慰，为家人的悲伤而感同身受。然而，加拿大是否得到了它想要的结果？九年后，政府似乎对MAID的扩张采取了一种超然的姿态，仿佛这不再是政策选择，而是某种不可抗拒的趋势。Rishad Usmani回忆起2018年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科莫克斯镇为一位77岁的前冰上舞蹈演员实施的首次MAID。她因严重脊柱狭窄饱受折磨，坚决选择死亡。Usmani先尝试劝说，但她心意已决。他注射了镇静剂、麻醉剂和肌松剂，最终听诊时却发现心跳仍在——原来是他自己的心跳在紧张中加速。

这样的经历在加拿大医生中并不罕见。死亡对他们并不陌生，但将死亡作为一项程序安排在日历上，仍需适应。2023年，约6.03万名加拿大人通过MAID合法结束生命。在魁北克，这一比例高达7%，是全球最高。蒙特利尔郊区的家庭医生Claude Rivard每周进行两到三次MAID，已累计为600多名患者提供服务。他还培训新手医生，教他们在静脉注射失败时如何将药物注入骨髓。一次培训中，学员们在猪膝盖骨上练习注射，力求动作精准，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MAID的细节已成为加拿大生活的焦点。患者精心策划最后时刻：有人在花园里安排周日夜晚的安乐死前举办家庭派对；有人请神父主持临终仪式；还有人围在床边合唱《友谊地久天长》。甚至有一款名为Be Ceremonial的应用，售价10.99美元，帮助设计MAID仪式，比如创建故事祭坛或收集见证者的泪水。安大略的播客《颠覆死亡》则探讨如何让儿童理解亲人的MAID，比如在殡仪馆举办睡衣派对或在校园里彩绘棺材。

2015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公民自由协会推动最高法院一致推翻了协助死亡的刑事禁令，自主权和选择成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的核心价值。次年，议会通过法律，允许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且“死亡合理可预见的”成年人申请MAID。患者需经两名医生批准，需有10天的“反思期”，并在程序开始前确认最终同意。几乎所有MAID案例都选择由医生注射药物，而非患者自行服用致命药物。

然而，法律的模糊性很快显现。“合理可预见的死亡”究竟是两个月还是两年？司法部仅建议“时间不能太遥远”。各省卫生部门不得不自行填补空白。医生、护士和律师们匆忙制定细则，讨论评估流程和药物选择。一些人认为医生应主动向患者提及MAID，视其为一种“治疗选择”；另一些人担心这会被误解为推荐。许多医护人员因宗教或伦理信念拒绝参与MAID，而加拿大公共医疗系统长期的资金短缺和人员不足也加剧了挑战。普通手术的平均等待时间为22周，骨科手术超过一年，心理健康服务更久。

早期，许多支持MAID的医生也不愿亲自实施。Matt Kutcher在爱德华王子岛首次实施MAID时，患者Paul Couvrette因肺癌选择死亡。他在2017年婚礼纪念日那天，与家人共进海鲜浓汤晚餐后，在海边卧室里由Kutcher执行了程序。Couvrette的妻子Liana Brittain回忆，他的遗言是婚誓中的一句：“我爱你，永远加三天。”Kutcher事后收拾设备时，仍在适应这种陌生的体验，但他确信自己为患者做了正确的事。

Couvrette的故事被“尊严死亡加拿大”组织赞为“赋权选择”。类似的还有诺瓦斯科舍一位帕金森病外科医生和多伦多一对90多岁的夫妇，他们通过MAID实现了“浪漫结局”。但并非所有案例都如此温馨。Sandy Buchman在多伦多为一位独居患者实施MAID时，患者躺在出租公寓的地板床垫上，房间空荡荡，他只能跪着注射药物。他形容这场景“可怕”。为此，Buchman创立了非营利组织MAIDHouse，提供医院和家以外的第三场所。执行主任Tekla Hendrickson说，场所设计温馨灵活，可根据患者意愿布置，有人带来香槟，有人穿礼服。死亡在舒适的躺椅上进行，遗体由无标识车辆悄悄运走。

MAIDHouse已支持超百次死亡，其2023年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关注度激增，实施次数翻倍。然而，MAID的快速扩张引发争议。2014年，欧洲生物伦理研究所前主席Etienne Montero警告，一旦安乐死合法化，控制将变得困难。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比利时的“宽松”系统与加拿大不同，但事实证明，加拿大仅用五年就超过比利时20年的安乐死比例。2021年，政府推出双轨制，Track 1取消10天等待期，Track 2允许非濒死患者申请，预计每年节省1.5亿医疗费用。

Track 2带来伦理挑战。医生需分辨慢性疾病的痛苦与社会不公或心理问题。Jonathan Reggler坦言，评估非濒死患者的动机令人不安，但他认为若接受自主权，就必须提供服务。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评估了一位30多岁的神经损伤患者，符合所有标准却让他感到不安，最终由他人执行。2023年，Track 2占MAID死亡的4%，由89名医生完成30%的案例。

残疾权益团体担心，MAID可能让弱势群体感到被社会抛弃。Sathya Dhara Kovac在2022年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选择MAID，称不是疾病而是缺乏足够家庭护理让她绝望。Marcia Doherty因慢性疾病申请了Track 2，她说痛苦不仅来自疾病，还来自无法负担的治疗费用。2024年，Normand Meunier因住院条件恶劣选择MAID，称不想成为负担。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批评Track 2，认为其基于对残疾人生价值的负面假设。

Ellen Wiebe是MAID的坚定支持者，九年来为430多人实施安乐死。她常接手被拒的复杂案例，2024年批准了一位53岁女性因抗精神病药物戒断反应申请MAID，但其丈夫质疑资格并通过法庭暂停了程序。类似诉讼反映了监管的缺失。安大略省的审查发现480多起违规，但仅通过邮件或谈话处理。2027年，MAID将扩展至仅因精神疾病的患者，引发更大争议。

魁北克已允许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交预先请求，指定如不认得子女时实施MAID。法律允许忽视患者的抗拒行为，视为疾病症状。Laurent Boisvert认为“快乐痴呆”不存在，坚信预先请求可行。政府曾预测MAID比例稳定在4%，但早已超标。魁北克正研究为何7%的死亡率如此之高，质疑其是否仍是最后手段。

医生们承受着最大压力。Lori Verigin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一位癌症患者实施MAID，过程虽艰难但患者保持镇定。她强调医生不是机器人，需尊重其情感。她对Track 1感到合理，但对未成年人或精神疾病案例持保留态度。她说，若有一天她对MAID感到“舒服”，那将是她退出的时刻。

本文译自 The Atlantic，由 BALI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