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唐人街鬼魂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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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年纪的移民们成为了那些承诺保护他们的骗子的牺牲品时，他们一生的积蓄便会荡然无存，而传统信仰和文化隔离则为欺诈者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王静(音译，化名)对于发生在她身上的被骗经历感到非常羞耻。六月份时，我与她在布鲁克林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进行了一次会面，谈话的第一个小时里，她没有跟我做过一次视线上的接触，仿佛这样做的话会打破某种魔咒，导致她无法讲述完自己的故事。她磕磕绊绊地说着普通话，这是我俩之间唯一能够进行交流的语言；她的广东话与台山话(她生于广东省台山市的郊野农村)更为流利一些。但是除此以外她似乎不习惯于聆听任何语言，她要求我不要使用她的真名，见面时还带来了她年近而立的儿子，他冷漠地坐在一边，就像那种典型的移民家庭的孩子，脸上带着已经习以为常的警惕神情，确保他母亲没有被人利用。
王女士今年已经61岁了，平日里以为老年华人提供看护维生。坐在我面前的她看起来忧心忡忡，薄薄的眼睑低垂着，我甚至能看到她眼皮上遍布的深红色血管。自从三十二年前来到美国以后，她就只离开过纽约一次，而且她只在曼哈顿的唐人街与布鲁克林的宾臣墟居住过。
去年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王女士正要走出马歇尔百货公司宾臣墟分店的大门，一名四十来岁看起来很焦急的女性冲到了她面前。“我在找徐大夫(音译)，”那个女人连珠炮似的用粤语说着，“我女儿生病了，我得马上找到他。”
王静对周边地区的中医从业者都很熟悉，但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徐大夫。“他在这里很有名的，”那个女人接着说，“她是我女儿唯一的希望了。”她声称自己的女儿两周前出现了严重的经期大出血，医院里的大夫们找不到办法止血。她的朋友说只要能请到徐大夫出手便一定能妙手回春，但是他行踪诡谲，没人知道他的确切住址。
这时一名“路过”的女子“无意中”听到了她们的谈话，□□道：“你们是在说那位徐大夫吗？他可真是华佗再世啊，多亏了他我婆婆的病才能治好。”当寻医的女人想问些更多细节时，过路的女子耸耸肩，“他近几年可是真跟隐士似的，我都不知道最近他还见不见病人了。”
此时王女士的好奇心已经被勾了起来，她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十年前由于肿瘤的缘故，她做手术切除了自己一侧的卵巢；她的丈夫在大约十二年前开始便深受背伤的折磨，导致无法工作待业在家。她只得开始承担家庭的重任，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我记得自己常对孩子说，‘妈妈今天不饿——乖，快去吃饭。’”她告诉我那时候她在格兰特大街上的一个制衣厂里做工，一周能赚130美元，劳苦的工作摧毁了她的健康。
王静与她新认识的这位女士相谈甚欢，结果发现她竟然来自王女士从小生活长大的村子的邻村。她介绍自己姓刘，不停地向王女士询问她丈夫孩子的情况。王女士有感于她焦急的情绪，这让她想起了过去在台山的生活，那儿的人们热爱串门，人人都经营着自己绵延几代的关系网，网内所有人都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有什么不熟悉的问题，所有人的第一想法都是去找“shu ren”，也就是“熟人”帮忙。然而在美国定居的华人却并不如在国内团结，“万事皆生意嘛……”王静说。
王静正与她聊着自己的孩子，姓刘的女人突然向边上路过的一名背着背包的墨镜女人打招呼，“我们正找你爷爷呢！”刘姓女人大喊道。徐大夫的孙女说徐大夫最近病得很严重，已经不出诊了，现在一心投身善业，以求一个好因果。
刘姓女人希望能够再通融通融，而墨镜女人同意再去说服一下自己的爷爷。“他不会要你钱的，”“如果他同意见你，便一定会以朋友之礼相待。”她提醒后便离开了。
“我一向都不太走好运，”王静告诉我，“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只是忍耐——如活在开水锅里一般。”但此时她开始感觉自己的人生开始转运了。她是曾听说过几位医术惊人的神医，但从来都没有亲自面见过，而现在不仅如此，她甚至还能得到一次免费的诊断。
两人就在街上这么等着，当徐大夫的孙女回来时她的面色晦暗，她叫了王静的名字，尽管王静已记不清她的名字了。“是关于你那个未婚的儿子，”女人说道。王静很诧异，她并没有告诉她关于自己孩子的事情。墨镜女子说徐大夫在香炉上点了三根香，一根代表一个女人，刘姓女人的那柱香云雾袅袅，是因为她常帮助他人种下的善因，而另外两柱香随即便熄灭了。刘姓女人被告知她女儿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地狱中的恶鬼作祟。而她给王静带来的消息更为可怕：她的儿子即将面对一道死劫。因为她最近路过的一条街道正好是二十年前一名孕妇被杀的地点，那个未出生女孩的怨灵已经盯上了王静，想找她的儿子做自己的丈夫。“我爷爷看见了一只巨大的白虎，这是一种非常不祥的预兆。”墨镜女人警告道。王静问她要是让儿子一直待在家里，他会不会安全。墨镜女子摇摇头，“如果这怨灵想要他，她能够使那些最最无害的行为也变得致命，”她说，“你的儿子可能喝口水都被噎死。”
王静被吓坏了，中国人都知道冥婚是怎么回事，她一个同学妈妈的儿子非常年轻时便去世了，此后其母便身体抱恙经年有余，当地的巫医便为她儿子寻了一桩合适的冥婚，女方是村里一名早夭的女婴，此后身体情况便有所好转。现在王静完全相信了她的话，徐大夫的孙女说为了避此一劫，她必须马上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作为祭品，她还警告说：“不要联系任何人，那个怨灵发现后只会更快地动手。”
“那是我儿子的命啊，”王静跟我说，“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她跟刘姓女子回到了自己的公寓里，带上了钱。“老姐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坦承刀她自己也承受了很多困难，而徐医生一直都在看着她。“他一分钱都不会拿的，”她说，“当然，不会乱用你的钱跟珠宝的。”她举起手给王静看她手上精美的金镶玉戒指。“不然我手上这戒指早没了？”当他们到达王静住的公寓大门时，刘姓女人最后又“好心”地提醒了她一下：“小心点，徐大夫的天眼无处不在。如果不把你的钱跟珠宝都拿出来的话，祭品就无效了，你的孩子仍将处于危险之中。”
就像许多移民一样，王静不怎么信任银行。她将一生的积蓄——大约十五万美元——藏在了箱子里面，分散在她卧室周围，就连她的家人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她把钱取了出来，还拿出来自己几乎未曾戴过的珠宝首饰，那是她年轻时的嫁妆，一并放入了塑料袋里捆好，将其放入了一个带有拉锁的购物袋里。
自称是徐神医孙女的墨镜女子在她们相遇的街角等着她们，她拿出了一个大袋子叫王静把她的包放进去，然后，她让王静转了个圈，牵着她的手一起祈祷，鞠躬，并不停地背诵一段“咒语”:“求菩萨保佑我儿平安无事，求菩萨保佑我儿平安无事……”王静只依稀记得墨镜女子在空中划拉着什么，如同在写书法一般，在某一刻她突然停下，双手举起指向那静默的灰色天空。仪式持续的时间很短，似乎一开始就结束了。墨镜女子把包还给了王女士，还给了她两瓶“符泉水”，叫她拿一瓶用来蒸米饭，另一瓶拿来喝，必须让家里的每个人都喝一口符泉。而那个装有王女士一生心血的购物袋，则必须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才能打开，不然这祈福仪式便不算完成。
刘女士握着了王静的双手，“我们的相见是命数。”她说完这句话便告别了。当王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她突然发现手中的提包比她记忆中的要轻很多，她开始夺路狂奔，到家后疯了一般地扯开拉链，发现里面只剩下一盒盒的玉米面跟洗衣粉。当天晚上，她儿子带着她去警察局报案了。
像这类请神祈福消灾的骗局第一次出现，是在本世纪之初的中国，在被中国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仅2002年一年之内，香港发生了超过八百起的类似诈骗案件，以致警方不得不为此建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调查人员发现犯罪嫌疑人均为中年妇女，她们一般三四人团伙作案，其中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来自中国大陆的南部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与相对较为富裕的香港和□□毗邻(译者按：原文描述为“proximity to the wealth of Hong Kong and Taiwan”)，为犯罪分子们创造了诱人且绝佳的犯罪条件。这些诈骗者先是来到□□与亚洲的其它城市行骗，最后又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加拿大与澳洲的华人社区。2012年的夏天，旧金山发生了超过五十起的类似诈骗案件，涉案金额总估值高达150万美元。犯罪嫌疑人中有九人因诈骗获刑，最高被判入狱四年。检方表示，被告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华裔老年妇女进行诈骗的专业人士，护照显示她们曾去过包括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文莱和柬埔寨在内的诸多国家。
如今在纽约，每年得到报道的相似案例仍有十余起。凯文·惠是负责王静案调查的警探，他供职于纽约警察局的有组织犯罪科，他向我透露自从2012年的相似案件数量激增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与香港警察进行了联系与交流，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2014年，在经过对嫌疑人高密度的追踪调查之后，纽约警察局对几名嫌疑人提出了秘密指控，但在实施抓捕之前，嫌疑人突然人间蒸发了，警方推测她们逃回了中国。2016年上半年，警方成功抓捕了三名嫌犯，均认罪服刑。他还向我透露警察局目前已经盯上了在纽约行骗的两个团伙。
由于受害人往往害怕或羞于向警方报案，加大了警方治理该类犯罪的难度。今年早些时候，我与已故的艾迪·赵进行了一番交谈，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多年来他一直领导着美东联成公所——最古老的唐人街社区组织之一，他经常劝那些不愿与当局接触的老年受害者去报警。其中有些人害怕报警会暴露他们在移民或税务方面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他们也很好面子，怕丢脸，”他说，“他们那些存款啊都是些棺材本，要么是打算留给自己的孙子辈，有时候连他们自己的亲生孩子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钱。” 受害者们常常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因为自己的鲁莽轻信以及对他们隐瞒存款而责怪他们。“他们又害怕又觉得丢人，骗子们了解这一点，也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由于移民群体的易骗性，布鲁克林地方检察官肯尼斯·P·汤普森于2014年建立了反移民欺诈科，继任者埃里克·冈萨雷斯则进一步扩大了汤普森的成果。“布鲁克林人口的三分之一都是移民，其中华人社区人口增长是最快的。”冈萨雷斯先生自己就是波多黎各二代移民，他向我讲述了见证自己家庭与美国文化同化的过程。“有很多因素在起着作用——文化障碍、社会隔离等——这使得移民被许多犯罪者盯上。”
王静女士被骗一个月后，警方陆续收到了多起类似案件的报案，均发生在市区以内，警方根据线索锁定了八名嫌犯。有一天，惠警官开车下班回家，路过唐人街时发现一伙嫌疑人正在行骗。他迅速呼叫了支援，另一名警探则录下了嫌犯们的全部行骗过程，之后警方对其进行了逮捕，抓住了他们锁定的八名嫌犯中的四名嫌疑人。
当警方和检察官对证据进行审查时，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明显与之前多起诈骗案相关，她就是王静口中那名所谓的“刘女士”，真名叫做苏雪坤(音译)。
在检察官办公室，我见到了负责此案审理的两名检察官——华裔助理检察官吴建宏(出生于香港，讲粤语)与检察官何塞·因特里亚诺(洪都拉斯—美国混血)。他们告诉我虽然苏雪坤来到美国仅仅几个月，但是她的诈骗行动极为活跃，在成功诈骗王静两个月之后，她又故伎重施，与其团伙又联手在夕阳公园里向一名54岁的中年妇女实施了诈骗行动，骗得现金一万九千美元。苏雪坤还曾在曼哈顿、皇后区法拉盛等地区行骗，违法所得超过四十万美元。吴建宏检察官说：“我们录下了她的行骗过程，受害者也在列队辨认中成功地认出了嫌犯。”
苏被指控犯有四项重大盗窃罪，涉及两起独立的欺诈案。由于其多次针对华裔族群实施诈骗犯罪，检察官可以根据仇视性犯罪法(尤指针对同性恋者和少数民族的仇恨犯罪)起诉她，以寻求重判。很少有人会因为对自己的族人实施犯罪而被检方以仇视性犯罪法起诉，但检察官何塞·因特里亚诺认为此案适用于该法案。“‘仇视性犯罪’这个措辞其实并不恰当，”他说，而且他认为“偏见性犯罪”更能完美地阐述这一法案的内涵。“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一法案的话，‘仇视’这个词其实是被略掉了。事实上，所有受害者都有以下的共同点：都是女性，年纪都偏大，都是华裔。”
检方与警察都认为这些行骗者都是某个大规模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一环。不同的团伙行骗时都使用着相同的故事；大多数普通的中国移民需要依靠家庭关系的帮助来在美国落脚，而这些嫌疑犯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到达美国后却能毫无障碍地立即找到住宿地点与工作。
因特里亚诺认为那些受害者们都并不是容易上当的人，倒不如说是是骗子们通过完美的圈套利用了受害者们信息闭塞的弱点。骗子刚开始与受害者交谈以获取其个人信息，之后利用手机(通话或短信)告知其同伙，之后出现的骗子便以世外高人的形象出现，如先知般对受害者家庭状况了如指掌，使其所谓“家人有血光之灾”的说法更为可信。在行骗的每个阶段，该团伙都会加快行动的节奏，以加剧受害者的恐慌。因特里亚诺说：“此时受害者的情绪十分脆弱，只要骗子们提出‘解决方案’，她们就会想‘好吧，只要能救我的家人我什么都愿意做。’”
十二月份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在国王郡最高法院里见到了苏雪坤。法院指派给她的律师是四十多岁的莫里斯·莎木利，一位看起来有些忙碌的温柔绅士，他坐在苏受审的法庭外面的长凳上向我打招呼。自从她被捕以来，他只见过两次他的当事人，而且都是在法庭之上，除非有翻译在场，否则无法与她交流。
苏戴着手铐，穿着卡其色的运动服，被法警带进了法庭。受审期间，她恭敬地向法官丹尼·陈鞠躬微笑。苏否认了对其的有罪指控，而令莎木利失望的是陈法官支持了检方基于仇视性犯罪法案的指控。
庭审后，莎木利带我来到了访问区，苏正在这里等着接她回里克斯岛监狱的囚车。她皮肤黝黑，有着一头浓密的棕发，卷曲的发梢则被染成了金色。我们隔着有机玻璃窗坐了下来，聊了起来。她的普通话并不好，还为此向我道歉，每当有某个字或某个短语她不会用普通话表示时，她就会用越来越焦躁不安的语调重复着它们的粤语发音，不时还发出一阵沮丧的叹息。
苏告诉我她在广东省的农村长大，十岁便开始在田里干活了。她十分向往城市里的生活，在那里她“无需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共睡一张床”。她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如何辛苦地工作，也看到了他们辛苦工作却无法换来富裕的生活，“不管你流多少汗都不成。” 最终，她离开家乡去了离王静家乡大约150英里远的一个小镇生活，并在那里结了婚。她与丈夫有三个孩子，现在已经十来岁了，他们夫妻二人之前一起在丈夫家的手套工厂里干活。她说，她已经近十个月没有与家里人联系了。她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想让她的孩子们感到羞耻。
九个月前，她申请了旅游签证来到了多伦多，这是她第一次出国。之所以出国，是她最近发现丈夫与自己的同事搞婚外恋，她觉得她必须离开。她还想看看国外的大学怎么样，想着让她自己的孩子们就可以来这里的某一所大学深造。
一周以来，她都待在多伦多唐人街的招待所里。在当地的一家面包房里，她遇见了一位衣着考究的女性，“看着就一脸的富贵相”，头发“梳着花俏的圆髻，跟电影明星似的”，一番交谈之后她发现这位女士也刚好来自她的家乡广东。这位自称为“萍姐(音译)”——恰好与某个著名的人贩子名字相同——的女性告诉苏，如果她的孩子去美国的话，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她主动提出要帮助苏去美国，并为她安排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还为她寻找住所，搞定她的移民身份。似乎是苏遇见了那种理想化的“shuren(熟人)”——那种你几乎在中国以外就根本碰不上的熟人。原本的安排是萍姐收取三千美元的费用，只要苏一挣钱就可以还她了。她们开着旅行车多伦多来到了纽约，但是说好的清洁工工作却泡汤了。“萍姐说我欠她这么多钱，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还了。”苏说。
当我问起行骗的过程时，苏依旧闪烁其辞。“她们只是告诉我会没事的，”她只是这样重复着。我问她为什么不把萍姐供出来以换取减刑，她说她也不知道萍姐和她同伙们的真实身份。“我知道，我知道我对那些阿姨们做的事很坏，我家里也有老人，我知道她们有多难受，我现在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
然而当惠警官向我叙述案件的细节时，我才知道苏向我讲述的故事也是假的，她是跟着一个行骗团伙一起到达的加拿大。“我们知道她们在伺机作案，”惠警官说，“团伙行动，这就是她们要干的。”检方办公室也同样怀疑了苏的供词，认为其在中国的家人对于她的所作所为并非一无所知。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苏所编造的谎言之中仍有一部分是真相。英国提赛德大学的法学学者沈安琪(音译)曾对中国的女性犯罪者做过调查，她告诉我她告诉我，苏所描述的成长经历是她所遇到的那些女性犯罪者的典型特征。为了写《当代中国的女性犯罪者》这本书，她采访了许多人贩与“鸡头”。她们中大部分的人都出生在农村的大家庭之中——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未渗透到农村腹地。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除了体力劳动以外，她们无法从事别的职业，而她们面对的是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蓬勃发展的物质主义。“犯罪市场门槛低，不需要文凭，给她们提供了一种能够快速满足自己渴望，得到远比自己现在拥有的更好生活的方法，”她说，“我不是在为她们辩解，但是(使她们)走上犯罪之路的诱因是的确存在的。”
沈提到像苏这样的罪犯往往会向与自己经历类似的人下手，“她们知道绝望是什么样子，也知道绝望的人最渴望能够快速缓解困境的方法，譬如求神祈福。”她说，“绝望之人对绝望之人的捕食。”这让我想起苏曾告诉王的一句话，她们的相见是命中注定的，某种意义上苏是对的，尽管不是她当时想的那种意思。这个国家发展得太快了，变化得令人眼花缭乱，对两者来说都有些无法理解，生活的剧变使她们内心都产生了一种一厢情愿的希望，那是一种疯狂的希望，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强运，生活能被袭来的好运所改变，而正是这种希望将她们的命运扭在了一起。(译者按：犯罪者寄希望于投机，受害者寄希望于鬼神，某种意义上都是希望自己能有好运可以改变生活，没有这种希望苏不会去行骗，王不会受骗，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苏告诉我她被抓的时候，内心如释重负，“我不用再骗人了，压力都没了。”而且对于一名出身贫苦的中国移民来说，里克斯岛监狱的设施似乎对她来说并不算受苦。“我们以前十五个人住一间房，现在这里有时间和地方来锻炼，生活十分规律，食物也不赖。”监狱里还特别安排了一名白人女性警官负责定期对苏进行检查。
“我在这待的几个月里，这位女看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她几乎像我的朋友一样。”苏说着，举起手来撩开散落在眼前的头发，我看见她的中指上带着一枚金镶玉的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