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鬼魂骗局

我对骗子们告诉王的故事和表演的仪式感到好奇。一项小研究表明，这个故事是她们将来源于中国传统信仰不同派别的内容与传说拼凑而成的。白虎是中国古代占星学的一个象征，它代表着对血液的渴求，被认为会给婴儿和孕妇带来致命的危险。她们告诉王在打开包前必须等七七四十九天对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死者灵魂在转世投胎前必须等待七七四十九天(头七到七七)，这种说法由公元前四世纪由古印度传入中国。而王静被要求背诵的经文似乎来自佛教，而那名所谓的“神医孙女”在仪式中做的手势可能来自道教的传统仪式。
(其实大概就是喊了声“菩萨保佑”，然后双手比剑鬼画符……本文作者似乎是ABC，不太了解中国，这段分析强行加戏了……)

当我询问王静女士那些符号时，她对它们的意义与来源也是不甚了解，“白虎是不祥之兆，所有人都知道的。”她并不明白这些符号的确切意义，但这对她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象征着什么。旧金山州立大学研究的美籍亚裔副教授H. X. Lee告诉我，这是当代中国人中很常见的现象。“这是一种仪式和象征，它已经被传承下来了，即使他们的历史起源已经丢失，但它还是跟着人们走出了国门。”他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中国信仰的融合——史前中国的本土宗教与后起传统宗教的逐渐融合。

传统的中国宗教都以崇拜祖先的精神思想为中心。道教起源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古中国，以炼丹学与作法驱邪出名；佛教于公元一世纪由印度僧侣传入中国，发展出了转世轮回与天道报应的思想。同时，儒家大力提倡孝道，将对祖先的崇拜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得到食物与香火供养的祖先会在地府变得饥饿恼怒。“神仙、鬼魂与先祖在这种世界观里共存且联系紧密，”Lee告诉我，“神仙是指某些被神化的历史人物或某个家族的先祖；而没有得到好好供养的祖先则会沦入饿鬼道。”(中国每年都会庆祝盂兰盆节，该节的寓意在于供养与安抚归家看望的先祖灵魂)

在中国，对亡魂的认知与尊敬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元12世纪早期，道士在驱魔仪式上会使用法术招来那些惹麻烦的鬼魂，并对其进行审问和判决。明朝的洪武皇帝于1375年昭告天下，命天下乡社每百户立一立祭坛以安抚游魂(但其实洪武皇帝是命天下乡村立社学，聘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这个作者又在瞎说八道了……)

20世纪初，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之后，传统的中国宗教受到了孙中山等爱国知识分子的攻击，他们认为这些“封建余孽”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众多的寺庙与神像被砸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作为一个无神论政党主政的国家，当权者曾试图将古老的迷信崇拜清除出这个国家。“那是一股扫除所有牛鬼蛇神的末日狂潮。”*河蟹内容 就不翻了*

尽管如此，在农村地区，对祖先进行祭拜或驱魂等私人家庭仪式仍得以保留。1982年，邓小平先生主导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宗教集会不再是违法行为。“我之前认为在中国只有一些老年人对这些旧日的信仰与仪式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消亡，”《中国的灵魂》一书的作者伊安·约翰逊这样告诉我，他最近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宗教信仰复兴的书，宗教并没有灭绝，但正如他所说，几十年的禁令侵蚀了大多数人对精神传统的理解。

Lee最后提醒我们，不要认为中国宗教视为这些祈福骗局的根源。他提到了一些涉及基督教的电视布道者的丑闻，并提到了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件案例，一名牙买加裔的美国退休人员在东弗拉特布什的一座教堂里被两个人骗走了她的毕生积蓄，其中一名骗子冒充了牧师的角色。看来最终，似乎是信仰本身，而不是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会使人们容易受到欺诈的影响。

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学家巴伦特·特尔·哈尔则提出了一种更有深度的看法：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宗教行为虽然充满着异域风情，但它们往往拥有着极佳的精神安慰效果。失去子女的父母往往会去拜访当地的萨满(往往是神婆或者算命先生)，为死去的孩子安排一场冥婚，很可能会得到类似于悲伤心理辅导或精神分析的帮助。“重点是，它为患者提供了一种代入感，以及一种可以赋予他们力量的解释。”

今年早些时候，苏雪坤多次出庭，她一直拒绝接受认罪协议，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检方提供的是两年半到四年的刑期。作为检方顾问，因特里亚诺想知道她是否意识到，如果她坚持上诉的话，成功的机会有多渺茫。“我们证据确凿，还有现场行骗的录像及照片，简直可以说是盖棺定论了。”

莎木利已经被他的委托人气得火冒三丈，“这已经是她能从法官那里得到的最好结局了。”他推测，苏认为她可以通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来减少自己的刑期。“或许她在监狱中听说某些类似的华裔犯人判得比较轻，”莎木利无奈地耸了耸肩，“里克斯岛监狱是个小监狱，里面的华人都会互相交流。”

从与苏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她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多么严峻的情况。她觉得美国的司法系统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麻烦，只要有足够的毅力她就可以解决掉。有一次，她说，一旦她的案子得到解决，她就想回到美国，重新开始为他的孩子物色大学。

五月中旬，陈法官向莎木利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被告仍不接受判决，那她最后的刑期肯定会增加，我将在今天撤回之前的提议。”在与一名口译员交流之后，苏眉头紧锁，眼睛低垂，最终接受了判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问她，“对不起，”她轻声地对口译员说，“我不会再犯了。”

我下楼去采访区见到了苏，她看起来很疲惫，眼珠带着血丝，头发梳成了马尾。我问她为什么这么久才接受判决，她没有回答，仅仅在用手摸摸自己的喉咙，困难地吞咽了几下。最终她告诉我，监狱的大夫检查出了她患有甲状腺疾病，亟需进行手术。她本希望回国做手术，我告诉她很多有钱的中国人都是花大价钱来美国做手术的。“我就是太害怕了，”她说，“亲人都不在身边，我就那么毫无直觉地躺在医院……我很害怕……”苏现在正在经历着与王同样的移民孤独，而这正是使王轻易受骗的原因。

在六月一个温暖的周日早晨，我跟王静和她的儿子在宾臣墟的一家粤菜馆见了面。这家宽敞的餐厅是中国婚宴的热门场所，早早地便挤满了人和小推车，走廊上的行人只得挤在桌子上。王的儿子告诉我他的母亲一直把被骗的事情瞒着她所有的朋友。

“多吃点，多吃点，”王静女士一直在招呼着让我吃东西，“这儿的饭菜很好吃的，不像曼哈顿那边的中餐，都是骗外国人的。”

我问王，自从被骗钱之后，她是怎么熬过这段时间的，她只是摇了摇头，她说他仍然在继续做看护工作，但她并没有增加她的工作时间。“如果你工作得更多，你就有可能失去医疗补助福利，”她说。“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没有多少就业选择。”她对工作没什么介意的，与她在服装厂经历了12个小时的轮班相比，她觉得其他任何工作都很轻松。

她放下筷子，回忆起她早年在纽约的生活。她在广东遇到了她的丈夫;他当时已经在美国工作了。但是他回家乡讨了个老婆。“你不知道当时中国有多穷，尤其是在农村，”她说。“美国就是我们的黄金梦。每个人都想去，但很少有人能去。我嫁给了一个能带我去美国的男人，这是一份难得的好运气，人人都羡慕。”她自嘲地笑着说，“我有这样的感觉，来到这美丽的国家”——中文“美国”的字面翻译——“就是我的福气，我都不知道我有幸运。”

然而，王女士到了美国才知道她每周只能见到丈夫一次。“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餐馆工作，所以他不得不去其他州工作，”她说。“没有选择。对男人来说，工作就在餐馆的后厨房。对女人来说，工作就在服装厂。”她希望能学英语，但一直没有时间。“在东百老汇大街生活和工作，与在中国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没听过英语，你也不会说英语。”

她的丈夫劝她不要老是想着她那些被骗的钱。“他让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新来的移民，刚从飞机上走了出来，身上只有我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她说。“但是我怎么能把这三十年的时间轻易抹去呢?”
我问她是否有任何信仰在支撑着她。她使劲摇了摇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脸上的愤怒。“没什么,”她说。“我现在拒绝相信任何事情——没有神，也没有鬼。”

当午餐人群开始散去时，一家人停下来像我们打招呼。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表情，露出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与他们互相寒暄。在她的朋友们离开后，她告诉我，即使是她最亲密的家人，她也不会再跟他们讨论之前发生的事;它释放了太多的痛苦。“它就像压在我胸前的一块冰冷的石头，让我无法呼吸，”她告诉我。王伸出手把桌布上的皱纹弄平，低着头。

过了一会儿，她:“在晚上的时候，我会去一个离我家很远的公园散步。”她说在那里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橡树，树下有一条长凳，她很喜欢坐在那里。“我坐在那里放声尖叫，用尽全力，”她耳语般说道，“过路的人们盯着我看，但是在黑暗里，每个人都是陌生人。”

本文译自 new yorker，由 Tommygun977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