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史海钩沉：五次影响重大的金融危机
1825：股市首次告急危机
危机永远伴随着希望而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随着拉美各地挣脱西班牙的管制获取独立，世界兴奋起来。投资者，特别是那时候的庞大一群的英国投资人，热衷于搜寻各类新兴的力量。那时威尔士正是世界原材料之都，每年煤炭产出300万吨，输送生铁至世界各地。曼切斯特正成为世界首个工业化城市，通过把原材料加工制造成高价值货物，如化学用品、机器。英国在1820年至1825年工业生产增长了34%。
自然而然的，现金充裕的不列颠人想要投资以钱生钱。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国债满足了投资的需求，但随着战争临近结尾(危险降低)，财政部开始了降低国债利率。1822年5%的国债利率降低到了1824年的3.3%。在1820年至1825年通货膨胀率为1% 的情况下，国库金券的实际收益实在太低。安全但是他没吸引力了。
幸运的是有了来自异国的投资新选择。1820年伦敦已经接替了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是外国政府发放公债的重心。新兴的全球债券市场以不可思议的快速发展起来。1820年在伦敦市场仅有一家外国债券；但在1826年增加到了23家。来自俄罗斯、普鲁士和丹麦的债券价格公道，抢购一空。
但是真正让人激动的投资来自新兴的世界。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帝国已经认可先前的殖民地各自独立成国。从1822年到1825年，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墨西哥还有瓜地马拉成功地在伦敦卖出了价值2100百万英镑的公债(相当于现今的28亿美元)。此外仍有其他的方式扔钱进彩池：计划着前去探测新世界的英国煤矿公司的股票相当火热。以anglo mexican公司为例，它的每股价格从33英镑在一个月之内便涨到了158英镑。
然而最大的问题却很简单：距离。去趟南美洲最起码也得六个月，所有交易所依据的信息是相当粗略潦草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gregor macgregor竟成功卖出了捏造出来的新国家“poyais”的公债。这个震惊人世的骗局征兆了严重的腐败。投资者们正手握着相当没准的支票。关于新国家的大多数信息都来自那些收取着推广费的新闻记者。心境明白的人会自问一下：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确实存在，但他们只有最基本的税收制度，那么怎么可能筹钱来还本付息呢？
投资者还认定着一些奇妙的结论。人人都懂作为西班牙竞争对手的英国必将支持拉美各国的独立的道理。但是投资人却更进一步。因为马德里的敌人是伦敦的朋友，他们估计着那些新国家必将依靠英国寻求金融上的支持。看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利率为6%有保障的公债，比起利率为3%的英国公债似乎没多多少风险。该买哪个就很明显了。
但是英国并没有支持任何这些新国家。在1823年夏天，西班牙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焦虑开始蔓延，债券开始走跌。日内瓦研究所的marc flandreau和日内瓦大学的juan flores的调查显示1825年末秘鲁的公债价格下降到它价面的40%，其他国家的债券也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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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对1825年危机的应对开创了现今的“玩大了，不得不救”先例
在煤矿公司的债务的影响下，英国银行大受挫伤。储户们蜂拥而至进行兑现：但在1825年12月银行还在营业着。英国银行挺身而出不仅为贷方提供资金还直接援助困难的公司，这就相当于现今中央银行的功用了。尽管如此，许多银行因还是兑现不了储户的账面金额。在1826年英国和威尔士近有超过10%的银行破产倒闭。英国对此危机的应对将决定整个银行业的走势。
在这次1825年危机中最令人深刻的是立法者们该如何应对它的尖锐分歧。一些人责怪投资者的不负责任：他们扔钱给存在或不存在的国家，给那些不懂勘探的矿业公司。对于这次股市告急的危机自然要求投资者在进行任何投资前谨慎查对投资的项目。
但是不列颠的金融部长却把矛头指向银行。小团队合作人与现代私募股权公司血脉相连，他们被指责为胡乱借贷导致投机泡沫膨胀。那时的银行法规定最多六人的组队建行以保证公平，这样一来银行们量多体积小。大家争论着，是否让银行变大些好让它们有力量来度过不可避免的冲击。
深思又熟虑，威斯敏斯特和利德街的人把目光转向了北方苏格兰。它的银行实行“合股”制，贷方可以无限人数合伙来确保新入伙的公平。苏格兰银行在这次危机中处理得相当不错。182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新的银行法重整银行业。那时英格兰已是世界的债券中心。随着银行合伙人数限制的解除，各郡的银行都并如苏格兰皇家银行，竞争对手被逐渐蚕食，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现在(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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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股银行的转变是英国金融史上苦涩的甜蜜时刻。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现代超级银行的祖先已经降生，不列颠在领导世界债券的同时也开始领导世界的银行。慢慢的合并长路也说明了为什么RBS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同时在2009年成为最大的倒闭行。如今英国的四大银行持有将近国民75%的储蓄，而其中任何一家的倒闭威胁会给经济带来系统崩溃性的危险。
1857：第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到了19世纪的中期，世界人民已经习惯了金融危机。不列颠看上去在依循着“十年垮一次”的惯例：1825-26年之后迎来1837年和1847年恐慌。依照模式，1857年的崩溃没有任何新意。但是这次却有所不同。一场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冲击横跨了美洲大陆，从纽约一跃至利物浦，格拉斯哥，然后是伦敦。接下来是巴黎、汉堡、哥本哈根和维也纳的崩溃。金融崩溃不再仅仅是周期性——它们还是全球性的了。
从表面上来看，英国在19世纪中期干得相当不坏。大量货物出口至世界各地，随着澳洲金矿的发掘原料也持续增长。但是进一步观察，两个大变化正在发生着。两者一起将创造出——本家杂志在1857年所描述的——“一场更严重更广泛的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一个变化就是世界性的经济网络已经形成。在一方面，它方便了贸易。1857年美国在和英国和本身的殖民地贸易中持有2500万美元的赤字。美国人买入多而卖出少，而英国买入美国资产提供现金，就是今天中国做的事。在19世纪50年代的中期，英国买入了价值有8000万美元的美国股票和债券。
铁路公司是当时火热的投资方向。比如Illinois Central、the Philadelphia和Reading等美国铁路公司的大部分股票都为英国投资者所有，进而掌握了决策权。这使得英国人对于收益之外的任何行业前途漠不关心：全押在铁路未来定能增长。
第二个变化就是金融业上的大量创新。当不列颠侵略性十足的联合银行吞并了大量竞争对手，1847年至1857年的储蓄增长量达到了400%。一类新贷款方——折扣中介——雨后春笋般在伦敦冒出来。这类新机构发轫于投资者与缺钱公司的中间商撮合。当时金融繁盛，折扣中介也应运而生，中间商在信服投资人能任意撤资后，带着他们的钱去猎寻需要资金的公司。简而言之，他们是没挂名的银行。
竞争何其惨烈。因为联合银行付给储户的利率比英国银行少一个百分比，因此折扣中介的利率必须要比它高来吸引资金。但是中央银行也进行着折扣业务，拿走了最好的账单，加给折扣中介的借款人一个利率帽。那么只能在一个百分点的范围里发挥，折扣中介必须轻装上阵。因为持有现金不会有任何收益，他们把储蓄金削减到了极尽，因为总能从中央银行借出款项，所以无所忌惮。在长期面对频繁借贷，伦敦的新任金融家整顿了资金储备金规定。
与此同时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ohio life”的经理爱德华勒德洛在铁路热中被套住了。新的铁路线建造出来以连接东部城市与偏远地区。人们都在大量投资，但勒德洛全押了进去。用“ohio life”公司48万美金中的3万美金赌在铁路公司上。在克利夫兰和匹兹堡路线的单笔投资就耗费了整个保险公司四分之一的资金。
1857年的春天，铁路股票开始下跌。通过杠杆作用过度暴露的“ohio life”的股票急剧下跌，8月24日宣布破产。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查理凯罗米里斯和丹顿市大学的拉里施韦卡特的调查研究显示，灾难向东部蔓延，摧毁了投资铁路的股票经纪人。当银行抛售这些股票，价格更是一落千丈，损失巨大。10月13日，华尔街的储户们要求收回现金。银行拒绝了实现兑现。美国金融系统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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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格斯和利物浦。和美国公司进行交易的商人在1月开始受伤。但也存在着直接的金融联系，一家美国银行“dennistoun， cross and co.,”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纽约和新奥尔良都有分支，在11月7日拉同苏格兰的西部银行一起倒闭。这造成了英国方面的系统性危机：那家银行有98个分支掌握着国民500万英镑的存款。这时急需让惊慌失措的民众冷静下来。
而折扣中介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是公司资金的灵活的重要来源。但是投资人们对他们的收支平衡表很不放心。也该不放心：一家拥有10000英镑的公司能撬动90000英镑的充满风险的贷款，这夸张地杠杆率甚至超过了现代的水平。当折扣中介崩溃时，普通小公司也接踵而至。在1857年最后的三个月里有135家倒闭事件，这一切抹去了投资人4200万英镑的资金。而英国的深入欧洲的经济金融将恐慌带入了欧洲。
作为一次全球性的危机，1857年的崩溃开创了另一个第一次：人们认识到金融安全措施可能造成极度具有风险。折扣中介本身就是在冒着大风险，手中仅握着极少的流动资金和少量的资产准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总能从英国中央银行中贷款出来。对此很不开心的银行在1858年改变了政策。折扣中介从此不能胡乱贷款。他们必须持有储备金来保证自身，不再能要依靠中央银行。这一步使得1857年的危机成为一次少见的政府撤回财政援助的例子。这也显示了撤销补助金是多么痛苦不愉快。
英国中央银行看上去被折扣中介无原则的依赖“伤心透了”，然后改革到了极端的另一面。经济学人杂志社认为它过分严厉的贷款政策显得毫无原则：我们争论道觉得是否贷款该根据每个案子的实际情况来做决定，而不是一概的否定。另外一些认为中央银行不可信任，它从不会让一家大折扣中介倒闭。但是他们错了。1866年当“overend&gurney”需要大量现金兑现给大客户时。英国中央银行拒绝营救它，进而抹平了所有的股东。英国从而享受了50年的金融安宁，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该归功于银行自身安全防卫的慎重考虑而摆脱了道德上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