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项调查显示，富裕且老龄化的西方社会对集体未来更悲观。
公众对未来的忧虑常登上新闻头条：担心子女不如自己富裕，担心国家走错方向，甚至担心国家不复存在。2026年，美国有五分之二受访者认为美国到2276年建国500周年时可能已不存在；另一项民调中，多数人预期2050年的美国国际地位更低、政治更分裂、经济更弱。英国和法国在2025年对本国经济前景的评价也低于全球平均。
这种阴郁感在西方特别突出，却不能只用战争、人工智能风险或气候变化来解释。覆盖55国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显示，即使面对相似的全球挑战，各地人们对未来的感受也不同。人类学家Lionel Tiger在1979年把乐观描述为一种期待社会或物质未来会更好的态度。它关注可能性和前进方向，并不等于眼下富裕或幸福。
年龄是重要因素。调查显示，人每增加一岁，认为未来会更好的可能性约降低1%；55岁左右后，悲观者开始超过乐观者。英国31%、美国30%、德国38%、法国34%的人口超过55岁，西方高龄化因而会拉低整体乐观度。较年轻的国家往往更有希望感：肯尼亚55岁以上人口占7.5%，叙利亚11%，沙特阿拉伯13%，南非12%，哥伦比亚18%。15至24岁的印尼受访者中，82%认为世界会代际变好，法国同龄人只有42%。
收入也形成一个看似矛盾的图景。人变富裕了通常会更满意当下生活，西方国家在全球幸福榜上名列前茅，却往往更怀疑本国和世界的未来。对乐观更关键的不是实际增长，而是人们是否相信经济还有改善空间；觉得自己能影响未来、生活在更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也更容易乐观。
研究还区分个人乐观、社会乐观和历史乐观。跨国、跨时期看，人们普遍相信自己的未来会较好，却较少相信国家方向正确或未来会胜过过去。因此，一个人可能担心下一代整体前途，却不担心自己孩子的未来。
民主国家的悲观度也常更高。选举让政治人物不断承诺改进，自由媒体持续放大问题并比较各国表现，权利文化又会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公平和政府回应的期待。威权体制则承诺稳定、长期增长、民族自豪和安全，但官方叙事控制可能压低反对信息，受访者也可能不愿真实表达异议。文章提醒，民调中的乐观与悲观既反映现实，也反映人口结构、期待与表达环境。
原文：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2687-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