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数学模型,解释低剂量电离辐射如何增强人体天然防御机制,从而降低癌症风险。研究显示,在特定剂量范围内,辐射并非有害,反而可能带来健康收益,这对现行放射防护体系提出了挑战。

人们长期以来担心辐射会引发癌症,现行国际辐射防护体系主要基于线性无阈值假设。这个假设认为,任何剂量辐射都会线性增加癌症风险,无论多小都没有安全阈值。这种观点导致了许多辐射恐惧,甚至在核事故后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生命损失。

其实,人类和所有哺乳动物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暴露在自然辐射中,却没有灭绝。这得益于世代积累的基因适应能力。自然背景辐射其实在帮助维持生命,它能轻微刺激身体的防御机制,对抗癌症。研究者把这种自然背景辐射提供的保护称为基础保护。

如果辐射剂量略高于背景水平,身体的保护过程会进一步加强,能预防或消除癌症。但剂量太高时,则会抑制防御,导致癌症风险上升。这种低剂量有益的现象称为激素效应,剂量范围叫激素区。

激素区上限是一个阈值Dt,这是人群中能诱发癌症的最小器官吸收剂量。它因人群年龄、性别和辐射类型而异。论文中讨论的剂量D,指的是超出自然背景的部分。

作者Bobby R. Scott此前提出激素相对风险模型,用相对风险RR(D)等于1减去疾病预防函数DPF(D)。DPF(D)表示辐射预防或消除癌症的概率。它等于保护因子Λ乘以益处函数B(D)。B(D)反映剂量增强基础保护的概率,Λ则是这种增强保护成功阻止癌症的概率。

这两个函数都与进化中对基因压力的适应有关。不同人群的基因压力历史不同,所以保护效果也会有差异。

对于一个暴露于剂量D的人群,预期预防的癌症病例数是人群大小乘以无额外辐射时的绝对风险,再乘以DPF(D)。

这次研究的最大进展,是用数学方式正式描述DPF(D)。研究者假设人群中个体对辐射的防御增强阈值E和抑制阈值S服从韦布尔分布。在极低剂量时,E阈值占主导,防御增强明显。在接近Dt的较高剂量时,S阈值占主导,防御开始被抑制。

这种分布导致癌症相对风险从背景剂量开始先下降,然后在Dt附近上升,形成典型的激素曲线。新模型非常灵活,只需几个参数就能拟合不同情况。它成功应用于一项经典实验:超过1.5万只RFM老鼠暴露于伽马射线,观察肺癌和网状细胞肉瘤的发生。

实验数据显示,低剂量辐射确实降低了这些癌症的发生率,与模型预测一致。

研究还讨论了分子机制。细胞有替代RNA剪接系统,能在基因压力下产生不同蛋白,帮助应对损伤。如果剪接出错,TRA2β蛋白水平升高,会促进某些癌症生长。低剂量辐射可能抑制TRA2β,产生抗肿瘤效果。这或许通过温和压力激活细胞内信号实现。

不同辐射类型的影响也不一样。高传能线密度辐射如中子,比伽马射线更易在较低剂量就达到阈值Dt。剂量率也重要,低剂量率时保护过程更有效,激素区更宽。

重复小剂量暴露的效果可以用累乘相对风险计算。如果每次小剂量独立作用,多次暴露能进一步降低总风险。模型显示,多次低剂量伽马射线可能治疗人类肺癌或非霍奇金淋巴瘤。中子可能需要更小剂量。

混合辐射如中子和伽马射线,可以用加权公式估算参数。

有趣的是,低剂量辐射还能减轻高剂量化学致癌物造成的肺损伤。老鼠实验中,先用化学物诱发肺瘤,再用小剂量伽马射线,能减少肿瘤数量和大小。这暗示低剂量辐射的保护机制独立于化学损伤,或许适用于吸烟者或化工厂工人的肺癌治疗。

这些发现引发几个问题:为什么现行辐射防护没考虑基因适应?单次小剂量怎么提供长期保护?保护能持续多久?不同癌症的保护剂量范围为什么不同?重复低剂量能否治疗人类癌症?其他疾病如宠物猫的特发性膀胱炎能否用低剂量辐射治疗?高传能线密度辐射是否更有效?

现行辐射防护体系依赖线性无阈值假设,导致过度恐惧。更新体系时,应考虑Dt阈值以下的健康益处,不再需要“尽可能低”的原则。等效剂量和有效剂量概念也需调整。

研究局限是尚未做正式统计分析,参数不确定性未量化。剂量率对模型的影响也需进一步研究。

总之,新模型用增强和抑制阈值分布,严谨描述了低剂量辐射的防癌作用。它支持在阈值以下关注益处,而非虚幻风险。希望这些发现帮助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更新指南,避免类似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后的辐射恐惧伤害。

本文译自 sagepub,由 BALI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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