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言里有些词几乎无法直译，它们承载了特定文化的体验。人类并非被语言困住，但母语塑造的习惯确实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如果你会英语以外的第二语言，或许早就发现了，有些词根本没法完全翻成另一个语言。比如日本人说的shibui，是一种简单却经久耐看的美感，用英语描述总觉得少点味道。丹麦人说的hygge，是独特的温暖与惬意，甚至需要整本书来解释。葡萄牙语的saudade混着思念、惆怅和一点淡淡的忧郁。威尔士语的hiraeth更复杂，它还带着对凯尔特文化的依恋。
像这样的词，让人怀疑语言是不是把我们困住了。
语言学里有一个理论叫“语言相对论”。它来自Edward Sapir在1929年的观点，他认为语言会显示一个文化里重要的体验。丹麦人感受hygge，就该有这个词。英语世界不常经历这种特别的家的感觉，也就没有对应的词。
Sapir后来把这个想法推得更远。他说人不只是生活在客观世界，而是会被自己的语言牵着走。按这种观点，如果英语里没有hygge，那么英语使用者也就无法像丹麦人一样真正体验这种感觉。没有词就没有概念，体验里就出现了空白。
这套理论争议很大。Sapir的学生Benjamin Lee Whorf在1940年提出，Hopi语言没有明确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认为这说明他们对时间的心理体验不同。不过后来有学者花了近400页的研究，告诉大家Hopi语言里完全可以表达今天、1月和过去发生的事，Whorf的结论显然太草率。
还有那个“因纽特人有50个雪的词”也是Whorf留下的名场面。事实上，他原本说的数目更接近7个。后来不同研究反复争论，到底算几个词得看你怎么定义“词”。
近年更著名的争论来自Dan Everett。他研究亚马逊地区的Pirahã语言，声称这个语言没有“递归”结构，也就是无法套娃式地把句子嵌在句子里。如果是真的，那就触碰到Noam Chomsky的核心观点，因为Chomsky认为递归是所有人类语言共有的特征。Everett的说法后来被一再质疑，有人觉得他夸大，也有人觉得他不够彻底。这类争论像循环一样，怎么都绕不完。
语言到底有没有困住人呢。事实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所有人类语言都由同一种生物使用，人的身体、脑和交流方式相似，所以语言一定有很多共同点。可过去几十年对世界各地原住民语言的了解，让研究者意识到两件事。第一，语言之间的差异比想象中大得多。第二，这些差异常常和文化及自然环境深深相连。
比如许多喜马拉雅地区的语言，说“那座房子”要分成三种情况，上面的那座、下面的那座、和你在同一水平的那座。这反映了他们生活在山地里。搬到低海拔地区后，这个系统可能会改成顺河方向区分。如果周围没有足够大的河流，这个区分也可能完全消失。
在马来半岛的Aslian语言里，人们有大量词语区分各种细微的自然气味，这是长期依赖森林采集生活的结果。
在印度东北部Milang等小型社群，人们必须在语法里标注信息来源，比如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是你听别人说的，或是你根据证据推出来的。这种系统叫“证据性”。说这种语言的人虽然能学会英语，但研究显示他们在英语句子里仍会更频繁地加入“据说”“看来”等词。母语习惯像烙印一样，很难完全抹去。
语言并不是让人逃不出去的牢笼，更像一栋住习惯了的房子。我们可以走出来，但某些房间的味道会永远留在心里。一个外语词可以借用过来，可它背后的文化经验往往还是有一点无法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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