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父亲是一个魔术师，你该相信什么

在幻术与科学交织的成长里，他从魔术中学会怀疑，从怀疑走向科学的信念。

我最初的观察课不在实验室，而在客厅。父亲身着燕尾服戴着高帽，像舞台上自带光环的角色。别人眼中的他是“Big Ed”，一位气场强大的医生，同时又是魔术师、弓箭手、讲故事的人。白天，他用沉稳的自信安抚病人；夜晚，他让硬币从耳后蹦出，让彩巾从袖口源源不断涌现。于我，他既是治愈者，也是幻术师，既是科学家，也是表演者。

当父亲是魔术师时，你该相信什么？童年的我，现实与幻象的边界模糊不清。我想要相信那顶帽子里真的能变出兔子，想相信灯泡能悬浮，想相信惊险的逃脱是真实的奇迹。但我渐渐注意到细节：袖口的一点鼓起，卡牌闪过的微光。别人鼓掌的瞬间，对我而言却是一个等待破解的谜。

如果我被戏法欺骗，那就一定要弄清真相。这并非出于愤世嫉俗，而是源自好奇。我学到，每一个迷人的幻象背后，都有一套精巧的机制。魔术像是在邀请我靠近，去追问：这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这种问题意识成了我走向科学的引擎。我做过父亲的助手，帮他搬道具，配合台词，当那个“直白的搭档”。但我同时是最苛刻的怀疑者。若戏法骗过我，我会坚持追查；若我识破机关，就像揭开一条自然法则般兴奋。幻术让我习得怀疑，而怀疑让我学会依靠证据。

这种态度渗透到生活舞台之外。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同样沉迷于表演：学校里冷战演习的庄重仪式，派对上成年人带着假面笑容的轻松谈笑，背后却掩盖焦虑。我的父亲则是这种矛盾的缩影。他一方面是真正的医生，带来安慰；另一方面也热衷于打造盛大的自我形象。

在幻象与现实的熔炉中，我慢慢构建自我身份。魔术依赖欺骗，而科学似乎是更高级的魔术，它依赖正确的问题，并让证据作答。

进入青春期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小实验：计算火柴在不同条件下燃烧的时间，称量化学实验前后的试剂重量，在新泽西后院描绘星空轨迹。这些幼稚的尝试并非严格的科学，却与我拆解父亲戏法的心态如出一辙——看穿表象，检验猜想，坚持寻找能经受时间的真理。

随着探索加深，我看到魔术与大脑之间的呼应。魔术师会转移注意力，大脑也如此。表演者利用期待，感知同样如此。无论舞台还是心智，幻象都依赖我们填补空白，依赖我们接受表面现象。

后来我成为神经学家，再次回到这些早年经验。研究联觉和感知的奇异现象时，我遇到的患者说数字有颜色，字母有气味，味道能化为形状。科学界长期把这些描述当作幻想，但我从小就学会对表象保持怀疑，对证言保持谨慎。那个曾凝视父亲袖口的男孩，最终成为认真倾听患者感知世界的医生。

魔术教会我：看似荒诞的事物，若足够努力去探寻，也可能有合理解释。真正的奇迹，不在于消失的硬币，也不在于飞走的白鸽，而在于人类心智如何用碎片拼凑现实。它会被手法迷惑，但也能被实验照亮。父亲教我先学会消失，再学会出现；科学教我出现而不消失，依靠证据，让真相即便违背表象，也能浮现。

直到今天，每当走进课堂或诊室，我依然背负两份遗产：魔术师的惊奇感和科学家的证据信仰。幻象让我学会怀疑，科学让我拥有信念——信念不是建立在表象，而是建立在追问本身。

被破坏的东西能被修复，看似不可能的也能被理解。这才是我学到的最大戏法，与兔子和帽子无关。

本文译自 The MIT Press Reader，由 BALI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