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创业生态面临崩溃：中国投资者对失败的创始人追债
中国创投利用“回购条款”逼迫失败创始人偿还投资，个人资产遭追索，创投生态面临崩溃，多位创业者被列入债务黑名单，难以东山再起。
中国的风险投资者正在对失败的创始人展开追债行动，追求个人资产，并在这些创始人未能还款时，将他们列入全国债务黑名单。这些措施正在将中国的创业资金生态推向危机。风险资本提供者采用的这一强硬策略，得到了“回购条款”的支持，这些条款几乎出现在中国经济繁荣时期所有融资协议中。
“我的投资者口头承诺他们不会执行回购条款，并且之前从未执行过(在2017年和2018年，那是真的)，没人会执行它们，”Neuroo Education的创始人王荣辉说道，她现在欠投资者数百万美元，因为她的儿童托管连锁在疫情期间遭遇了困境。
虽然这种条款在美国的风险投资中相对罕见，但根据上海律所Lifeng Partners的估算，超过80%的中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交易都包含回购条款。这些条款通常要求公司，往往也要求创始人，将投资者的股份连同利息买回，尤其是在未能实现某些目标时，如首次公开募股(IPO)时间表、估值目标或收入指标。
“这对创投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如果初创公司失败，创始人实际上面临资产被查封和消费限制，”一位来自杭州的律师说，他曾为几位欠债的创业者提供法律服务，并要求匿名。“他们永远也无法恢复。”
Lifeng在其关于回购条款的最新报告中表示，这些条款已将创业变成了一场“无限责任的游戏”。报告指出，在90%的投资者诉讼中，创始人被与公司一起列为被告，其中10%的创始人最终被列入中国的债务黑名单。
一旦被列入黑名单，这些个人几乎不可能再创办新公司。他们还被限制参与一系列经济活动，如乘坐飞机或高铁、入住酒店或离开中国。由于中国没有个人破产法，大多数人极难摆脱债务困境。
随着中国的资金和风险投资公司纷纷面临向外部投资者回报资本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通过回购条款来尽可能收回资金。Lifeng估计，2021年和2022年所有投资者退出的20%都来自公司回购投资者股份，而超过10,000家中国风投或私募股权支持的公司正面临回购问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初创公司顾问表示，这种情况反而激励风险投资者追求那些经营良好但缺乏即时出售或IPO路径的公司。“风险投资者正在向那些能还钱的初创公司施加压力，”他说。“这不算风险投资，这是债务。”
卷入法律行动的创业者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包括王自如，十年前因其大胆的创始人形象和为其科技媒体与评测平台Zealer筹集数千万人民币而引起关注。到2021年，随着流量下滑，王自如转职为家电巨头格力的高管。随后，去年8月9日，深圳法院因他未能支付Zealer投资者3400万元人民币(约470万美元)而对他实施了消费限制。这个金额从投资者最初的1900万元人民币股权投资中，经过利息积累而逐渐膨胀。据一位知情的律师介绍，几天后，王自如失去了他的工作。
这位创始人正在挑战这一判决，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未被告知诉讼，且交易的回购条款并未被触发。
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罗永浩，将自己偿还失败的智能手机初创公司Smartisan(锤子科技)债务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公开秀，最终通过在线视频直播卖出了足够的iPhone和办公椅，支付了供应商的欠款，并在2020年将自己的名字从债务黑名单中移除。随后，Smartisan的部分投资者要求罗永浩再支付数亿元人民币，以回购他们的股份。
“投资不是贷款，”罗永浩去年8月在微博上写道。“当一笔风险投资交易失败时，必须接受结果。那些因无法承受结果而对创业者使出阴险手段的人，无疑是无良的资本家。”
这些案件已充斥中国法院。记录显示，徐明奇在材料公司Yeagood未能按承诺的三年内完成IPO后，失去了公司和所有可识别资产。中国最高法院在2021年裁定，由于他的妻子郑绍爱也在Yeagood工作，一位投资者可以扣押他们共同名下的房产。
47岁的王荣辉，曾是儿童托管行业的领军人物，甚至被投资者扣押了健康保险账户中的资金。她表示，自己的问题始于2021年，当时与国家支持的投资者广东文化投资管理公司(GCIM)相关的资金要求回购其1600万元人民币的股份并附带利息，因为她的初创公司未能达到5亿元人民币的估值。她表示，他们的诉讼破坏了她为弥补疫情相关关闭所需的融资轮次。现在，王荣辉欠GCIM相关基金3000万元人民币，欠银行1100万元人民币，且可能还要向其他尚未触发回购条款的投资者支付更多款项。
GCIM未回应置评请求。
“我将公司发展成行业领导者，我有能力，我有动力，但我尝试的每条路都是死路一条，”王荣辉说。“一场意外的变故让我永远地、彻底地被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