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
恶魔修女，女巫审判与肥皂剧瘟疫：群体癔症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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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葡萄牙，学校如同多米诺骨牌般一所接一所沦陷，政府官员的桌上叠起的疫情报告显示，随着期末考试的临近，先是几十个学生身上出现红疹，眩晕以及呼吸苦难的症状，然后疫情很快蔓延至成百上千的学生。引起这些神秘症状的究竟是过敏，化学物泄露还是病毒？经过深入研究，医务人员找到了“病原体”：“奶油草莓”或是葡萄牙语“Morangos com Acucar”。不，不是真的草莓——转播媒介最终指向了这一拥有甜腻名字的葡萄牙大热青少年言情剧。就在现实中的这些所谓疫情爆发前，剧中主角所在的学校也被一种类似的致命瘟疫所困扰。
这些葡萄牙学生并没有过敏或是被感染：他们患的是群体心因性疾病。
在心因性疾病中，一项心理因素——而不是生理或环境因素——会触发某些真实的生理症状。正如社会学家Robert Bartholomew解释：“群体癔症就像是反过来的安慰剂效应。人们真的可以仅靠某个想法就让他们自己生病。”Bartholomew曾全面研究群体癔症，并记录下世界各地爆发过的类似疫情。“家长和学生对这个诊断结果极力抗辩，毕竟没人愿意被说成’癔病’或是’歇斯底里’。”他在邮件中解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对压力的集体反应，中招的通常都是正常人。”
亦被称作集体癔症或是转换障碍，大规模心因性疾病主要可以被分作两种：焦虑性癔症(在关系紧密的团体中的极度焦虑感触发，可以导致眩晕和头痛)或运动性癔症(通常影响各年龄段女性，由长期压力导致，会造成各类痉挛，发抖和脸部抽搐)
随后的爱丁堡国际科学会议上，Sian Hickson讨论了“奶油草莓”事件，他认为这不是什么简简单单300多个学生张嘴扯谎的故事，“那些学生们真的觉得自己病了且长出了红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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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被一个连环杀手毁掉美好形象的小丑，修道院中的偶发运动性癔症给修女的形象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群体癔症的历史要追溯至多个世纪以前且影响过几乎所有地区的所有文化。在20世纪以前，群体心因性疾病经常在欧洲爆发，通常是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中，在那里的修女们被迫处于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且要重复面对包括祷告在内的各类仪式，违背教条后的严厉惩罚和近乎节食的寡淡日常饮食。所有的这些都足以引起必要的长期压力，最终触发运动性癔症。在15至19世纪间，记录在案的包括修女恶魔附身般如羊般咩叫，如猫狗般吠叫。记录还显示在塞勒姆女巫审判中，类似的长期压力可能在整场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群体癔症也可能是最终惨剧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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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花了几个世纪试图弄清隐藏在塞勒姆的癫狂与残忍背后的恶魔真容，而癔症就是其中一种可能
随着世界在工业革命中急剧变化，群体癔症又找到了新的温床：工厂和寄宿学校，它们也创造了一种类似修道院的高压锅式环境。而从20世纪开始对于空气，水源和食物中污染的担忧又给了人们新的魔怔理由。
把这些癔症爆发史仅仅看作是对现代社会没什么影响的怪异历史事件是很轻松的。但事实却是，由于癔症会导致医生为不存在的外部病因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检查，今天的心因性疾病爆发给医院和医保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无谓负担。而社交网络的崛起让这一切愈发棘手，鉴于如今的触发因素——比如别人得病的经历，疫情暴发的新闻，传播速度比以前要快要远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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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09年的H1N1风波吗？
“由于主要传播媒介变成了互联网和新科技，我们可能正站在心因性疾病史的十字路口上”在Bartholomew的研究中，在整个20世纪中，运动性癔症只在学校爆发过4次，而焦虑性癔症则要常见的多。但从2002年算起，她已经记录下五场运动性癔症爆发。“新科技发展是如此之快，我们一直没有足够时间评估它们的影响。”
“群体社会性疾病(Mass sociogenic illness [MSI])在本就具有现实威胁的地方最为猖獗。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事件后…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与无害异味有关的MSI。”
神经学家E. Steve Roach，曾研究过北卡罗来纳州一场运动性癔症爆发，其中10名女生遭遇了类似癫痫发作的症状，他也认为新闻报道在内的大众媒体会使类似问题恶化。他援引了一场2012年纽约州勒罗伊的运动性癔症案例，其中多名年轻女性遭遇了这一疾病。“我不觉得把这种事情放到全国媒体上大做文章会有任何让事情好转的可能。”
他还指出“奶油草莓”这一案例有趣之处在于，媒体并不是这场爆发出现后的传播媒介，而是这场爆发的起因。在这个脸书，推特和网飞的世界里，人们消费媒体内容的方式是否会对未来心因性疾病的爆发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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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能想到这么一部人畜无害的肥皂剧给学生健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是睡眠不足呢
在这场病毒闹剧之后，肥皂剧“奶油草莓”又持续热播了好几季，媒体报道也告诉我们患病学生也纷纷好转回到了课堂，但有关这场事件的记录十分稀少且只存在于当地媒体。绝大部分群体癔症事件，包括葡萄牙这场，仍尘封在档案中，等待社会学家，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
人们对被诊断出心理疾病所感到的耻辱也或多或少导致了对MPI研究的缺乏。“对于出现心理异常的人来说，最终被诊断出确实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其实很小，”Roach告诉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好消息；大多数群体性心理疾病患者都会康复。但这也使得这种疾病难以预料，预防，理解或解释。
“仅仅因为你的症状——比如右眼失明——与右眼视神经发炎无关，不代表这一症状不存在一种神经学现象的解释。”“很多现象我们还不能解释，但不代表它们不存在。”Roach是以一种惨痛的方式领悟到这一点的：他此前诊断出一名年轻患者其实患有心理介导运动障碍。对于Roach来说，这对孩子和他的家庭都是好消息。但当他和家长们交流这一诊断的时候，他们却大发雷霆，拂袖而去。
“如果我们能摒弃对心理疾病诊断的厌恶与偏见，我觉得这将对对抗癔症有极大帮助。”
而对于Bartholomew来说，他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对这一状况给予足够重视，因为癔症可以影响任何人。“没人能对MSI免疫，因为人类总是在创造现实，而潜在危险只要稍加包装就可能在特定群体中受到重视。”“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癔症的传播将再一次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它很有可能靠着恐怖主义威胁或是环境污染而发展壮大。癔症未来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新方式出现，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去预测。”
本文译自 Smithsonianmag，由 Quan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