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那张著名「切格瓦拉头像」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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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摄影师Alberto Korda曾在20世纪60年代为切格瓦拉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在一次偶然中他捕捉到了这张在后世流传最久的切格瓦拉肖像。
我的祖母通过点燃蜡烛所带来的光辉来代表对他的崇拜，尽管她的偶像一生都是一位无神论者。
记忆仍停留在那颤抖的火光上。70年代，当我还是个住在哈瓦那的孩子的时候，在那一夜夜因停电而带来的黑暗中，我畏惧着映在他脸上的阴影。
那张著名的脸，印在一张由我祖母从哈瓦拉阅兵游行中带回来的巨大的海报上。那曾是史诗般不朽的传奇。而如今十年过去了，一切光辉都已不在，自从他死在了一个在地图上我连在哪里都不清楚的国家的丛林之中。
祖母曾用圣徒之名向他祷告。她从不喜欢革命，但仍深信着那股不可磨灭的意志。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他的姓是Sánchez (古巴人发音SAHN-che),而Che只是个昵称。
后来在学校，我了解到他是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一个被时尚摄影师Alberto Díaz Gutiérrez(后将名字改作Korda)赋予了流行文化不朽金身的人。关于这个男人以及他的神话的一切都总是让人觉得有些离谱。
这张在我童年留下深刻阴影的照片同“蒙娜丽莎”以及“玛丽莲梦露”一起，成为了世上被印刷次数最多的照片之一。Che，他像神一样，如病毒一般传播着，远在YouTube, Twitter, Snapchat以及Facebook出现之前。从玻利维亚到刚果，越南到南非，苏联到美国。Korde的Che成了反资本主义的使徒，和平主义者的最终象征存在于世上的每一角落---尽管Che他自己曾将仇恨作为“New Man”布道的工具并试图借此来消灭世上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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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切
世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从印有这张肖像的马克杯到巴黎学生的路障，1968，到麦当娜的“美国生活”专辑封面。Jim Fitzpatrick的迷幻海报，Jean-Paul Gaultier的太阳镜。从雪茄盒到安全套，从基督Che到同志骄傲Che。宿舍到宿舍，难民营到难民营，位于革命中Havana广场内政府的正面墙上，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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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
越来越多的改编，越来越多的意义。Patrick Symmes(作品：Chasing Che: A Motorcycle Journey in Search of the Guevara Legend)，他向时代杂志的记者说“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切格瓦拉的肖像会变得越来越时髦，因为他逐渐地可以代表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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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切
Che不是古巴人。但在1959年2月，他被赋予了古巴国籍的出生证明。他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是他在同年11月作为古巴银行总裁用他的昵称签署了货币。他并不是特别帅气，面部因毕生的战斗以及一直以来伴随他的哮喘病而肿胀。但他被记作是古巴革命时以及以后最上镜的偶像。
但对于古巴人来讲，不仅仅是我这一代，Korda的Che并不代表游击队的潇洒帅气，它是迷信、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与无知愚昧，忠诚以及恐惧的结合。许多人将他的死亡与革命本来的目的划了等号，也许这是因为他对于今天将购物商城看重于马克思宣言的我们来讲有着太过于深远的意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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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府
我们可能还需要英雄，但不是那种太阳般可以领导我们到遥远乌托邦的英雄。我们能追随到天涯海角的领袖到底在哪里？
在这个任何东西都全球化的时代,Che并没有真正的代表着什么，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可以代表的东西太多了。曾经，一个社会的象征努力的想要废除货币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至少三项社会实验在古巴农村实行。而今天Korda的Che已被转化成了由资本主义货币构成的东西：一件酷酷的小玩意或者纪念品，一支笔或者海报又或者旅游T恤。今年,当滚石乐队在Havana's Sports City表演时，肖像以被加了滚石乐队的舌头的形式出现了，你可以跟别人打赌那个舌头来自于一个盗版的PS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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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石
因为古巴人民单靠本职工作所挣的工资并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包括医生跟工程师，所以他们努力地靠着国家支付的最低工资生存的同时也学习如何制作一些Che的周边商品并销售它们。根据政府的新规定，他们在以个体为单位在游客市场叫卖着，新规定允许使用私人账户交易，但必须交齐相关手续费以及每次交易的税金。
如今，当古巴政府官员提到Che时，他们会倾向于反复引用几句常用来形容他的话，像是：“人类这个物种最高形式是成为一位革命家。”或“真正的革命是由大爱来引导的。”
然后他们往往会挂一幅他的巨大肖像在自己办公室里，以作为自己又红又专思想意识的象征。但这种类型的已经日益少见了，大多数都是假装很了解Che的思想以及生平事迹。
即便Frank Delgado也是这样,一个真正向往Che时代的Havana民谣歌手,经常谴责他所看到的革命如此颓废的今天：
“那些拿你形象作为他们布道主题的人，虽然这样做了但却让一切都与教义背道而行，我们不会再允许他们以尊敬你的名义做什么演讲，也不会让他们再用你的形象做任何宣传。”
稀奇的是，这张由Korda所拍摄的，未来在古巴以及全世界都被普及的Che的照片却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表的。它起初是一张Cuban newspaper的落选新闻配图，因为那只是个被随随便便捕捉到的形象。它只好被用作装饰Korda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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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Che的肖像已经被修改成了无数种样子。今天，你可以看到他在阿姆斯特丹抽着□□，或是在英国看到他带着米老鼠的耳朵。
1960年3月4日星期五，一艘船在哈瓦那港发生了爆炸，造成一百多名工人死亡，以及多人受伤，受伤的包括爆炸后冲入现场帮忙的路人。
这艘船是La Coubre号，一艘装载了古巴政府大量从比利时购买的武器的货轮，并计划将其秘密地运送到加勒比海。
部分细节是粗略的，但似乎货轮里面的货物在爆炸前就被伪装成普通码头工人的当地反对派势力“人民公敌”---被流放的反革命成员和老早就盯上Fidel Castro的CIA所缴获了。
Alberto Díaz Gutiérrez，一个Revolución报的摄影师，被派到第二天在Colón公墓举行的葬礼上拍摄照片。在那里，Jean-Paul Sartre与Simone de Beauvoir，这两位对这个热带乌托邦着了迷的哲学家也是座上宾之一，为这个灰色的、生于苏维埃式共产主义下的斯大林主义增添一丝色彩。站在他们旁边的是Che，多年前就作为“斯大林二世”向他的家族签定了契约，他在一副斯大林同志的遗照后面向阿姨发誓，直到干死那群资本主义八爪鱼之前自己不会休息。
在卡斯特罗(Castro)的葬礼演讲中，正如这非冷战时期可以被预期的，他宣称这次爆炸是一种蓄意破坏行为。并指责US政府的罪行，其唯一的证据是自己对台下吃瓜群众的独白(典型的他口中的“直接民主”)。也正是在那个星期六，他首次地讲出了自己的口号“祖国或死亡(Homeland or Death)”，这彻底改变了古巴在共和主义时期的座右铭“Homeland and Liberty(祖国与自由)”。
Díaz在当时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Korda，但那并不是个绰号。革命始于1956年，在那之前他和朋友Luis Antonio Pierce为他俩的工作室命名为Korda并在前面加了两个匈牙利电影导演的名字。他们借用了他们匈牙利偶像的名字，并作为时尚摄影师一起工作，为古巴创造了最具自然光的商业服装为以及电视明星做了宣传。
但在1959年，卡斯特罗的革命使得两位摄影记者共同致力于同一个事业上。私有企业统统被强行收为了国有企业，然后两人了解到当初的那些反叛者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里唯一的合法雇主与商标授权方。
后来，当Korda回忆起他对Che按下的那次魔法快门时，他说道：
“在哀悼台下，透过我的老徕卡相机的取景器，我本专注于Fidel和他周围的人。突然，透过90mm镜头，Che的上半身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在那一瞬间他的目光使我感到惊讶。通过纯粹的反射(sheer reflex)我拍了两张，水平和竖直。我没有时间拍摄第三张照片，因为在那之后，Che退后了一步并小心地进入了第二排...这一切就发生在半分钟内。”
回到家Korda将水平的那张剪切成了竖直的肖像，因为全镜头中Che的右肩附近出现了另一个人，而一些棕榄树在他的左边。Revolución的编辑拒绝黑白打印这张并且没有进一步评论。他们只喜欢一张Che作为总司令坐在椅子上的照片，与另一张有关卡斯特罗的哲学家客人Sartre和Beauvoir的。
Korda把这张照片挂在了他自己的公寓里。他将它取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他喜欢把照片上的Che描述成一个真实的、愤怒又痛苦的人。
“仿佛有一股无以言表的力量寄宿在他的神情里，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死亡后这股力量化作了愤怒呈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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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游击队员(Guerrillero Heroico)”全镜头
尽管已经为Che拍摄了数百张照片，Korda却依然坚持说这位阿根廷古巴人不喜欢拍照。Che所着迷的既不是治理也不是外交，而是以任何手段往外国输出革命。但这个任务对于那个只出现了半分钟的角色实在是太过于神圣了，使得他只能退后一步并小心翼翼地回到Fidel Castro那冗长的演讲之中。他是一个实干家，是时候付诸行动了。
1965年，古巴人们已经6个月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们英雄的消息了，直到卡斯特罗出乎意料地宣读了他战友的辞别信。在信中，Che宣布放弃他所有的军事以及民事职位---其中包括他的古巴国籍。因为正如他所说的：“世上的其他地区仍需要我微薄的贡献。”
尽管Korda与Che在1928年仅相隔几个月出生，Korda却以摄影师的身份度过了33年之久。1967年，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在玻利维亚被U.S.政府训练的士兵处决，这之前他在受雇于CIA的古巴流亡者的帮助下被俘。
在Che死之前的几个月，意大利商人Giangiacomo Feltrinelli来到哈瓦那拜访了Korda。他直接从玻利维亚来到古巴，亲手交给了Korda一封来自Haydée Santamaría的信件，她是Casa de las Américas的□□，服务于古巴政府，负责对外宣传古巴革命的意识形态，信里指示Korda提供给Feltrinelli一张Che的照片。
Korda指向他工作室的一面墙，墙上挂着一张被Revolución——一份早已不存在的报纸所覆盖的照片。
“这就是我最好的、Che的照片。”
Feltrinelli要了两张副本，第二天Korda就做好了两张8x10的复制品。当被问起报酬时，Korda回答照片是一份礼物，因为Feltrinelli是被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差遣过来的。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接受付款是存在风险的。
当年，政府正消灭着所有的私企，持有外币是一种犯罪，被发现是会被冠上罪名然后监禁起来的。
(这一直持续到在1993年颁布的“dollarization”，在苏维埃政府的丰厚援助停止后，Fidel Castro亲自通过广播宣布在特殊的商店使用美元是合法的，官方将这种商店命名为hard-currency-collection stores。)
作为意大利最富有家族之一的子嗣，Feltrinelli开始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于极端的左翼事业中。在Che在玻利维亚的尸体还没凉掉之前，他就开始倾销数百万张印有Korda的Che的海报，但在做的时候完全没提摄影师的名字。直到他拿到一本Fidel Castro给他的，Che在玻利维亚丛林中日记的复制品，他才在出版日记的同时把Korda没在照片上著名这件事说出来。
根据他儿子Carlo的说法，Feltrinelli曾给Korda的Che取名为“穿着夹克上了天的切(Che in the Sky With Jacket)”改编自披头士的“ 缀满钻石天空下的露西(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然后，可以说是讽刺中的讽刺：披头士的歌曲在古巴被和谐，摇滚乐迷们被打上了“放肆的烙印(extravagant beings,)”，他们与蛋友(就是□□同性恋的意思)、耶和华见证人、无信仰的嬉皮一起被围捕，作为劳动力被带到臭名昭著的UMAP——Military Units in Aid of Production集中营。
这是乡村的监狱，通过繁重的工作囚犯们在这里会被转化为“人”。其具体原理是厌恶疗法，启发了Anthony Burgess写出小说《发条橙》。现实中囚犯们会持续工作，直到他们出现了符合“无产阶级农民”的行为。
这种贯彻整篇故事无处不在的暴力并没有放过Feltrinelli。1972年，他被发现死在了米兰附近，他本想帮助Boris Pasternak把小说Doctor Zhivago偷渡出苏联。
据说他死于自己的炸药，身边还有一处他被怀疑曾试图破坏的高压电线。他的死亡仍然环绕着自杀或他杀的猜想。苏维埃政府从未原谅他帮助Pasternak，就像他们从未原谅Che作为мāΘㄖㄅ崇拜禇，他们的全球化理想互相冲突。
几十年以来，Korda从未从这张遍布世界的照片上赚取过一分。这样获利是“不革命”的。
“奇怪耶~明明空气不能被关在瓶子里(shut up in a bottle)，而某些抽象的，像是知识产权之类的东西却能被shut up~”卡斯特罗于1967年如是说。
就像问到“谁来付莎士比亚的版权费？”“谁来付塞万提斯的？”一样。他总结说：古巴其实已经决定了废除知识产权。事实上，Korda的Che必须免费提供。
在Korda死前，他提出了一些法律索赔并胜诉，伦敦高等法院判给了他版权。
随后他阻止了Smirnoff伏特加在广告上使用Che的照片，因为他认为这种商业利用是对革命烈士的遗产的侮辱(他对新闻界坚称，自己以及自己的英雄是从不饮酒的)。
他从官司中获得了50,000美元的和解费，并把这些钱捐赠给了古巴，用于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儿童药品。
然而，资本主义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Korda的Che最终成为了古巴的三比索(钞票)，其价值相当于10美分。
而现在古巴正走在“计划市场经济”与“帝国主义”结合产物的道路上，有人将其称之为“卡斯特罗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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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索
今天，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作为凡人的遗体的真实性仍受到争议，它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图腾供奉在Santa Clara——古巴的地理中心——这是一个枯萎的遗嘱，最后仍尝试在地球上创造一个乌托邦。
“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为了永恒的胜利，这曾是Che的战斗口号，但代价实在是太过高昂，胜利仍遥不可及。
最后，Korda的切格瓦拉仍是那个英勇的游记队员，那痛苦又愤怒的神情永驻在他的面容上。
本文译自 smithsonianmag，由 USB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