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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命，竞选总统(三)：不朽之名
zzjeff：
其实这个东西蛮冷的……在美国也没什么人关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写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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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朽之名
在认识超人类主义的很久之前，Zoltan Istvan已经收到了冒险的召唤。
海盗登上了他8米长的快艇，用一只步枪顶着他的胸膛。片刻之前，在Zoltan的掩护下，他的女友躲到了船舱的一个柜子里，蜷缩着，害怕得要死。他们刚刚离开也门的海岸，船上什么值钱的都没有。最后海盗没做什么就走了，只是让Zoltan第一次触碰到死神的胡须。他告诉我，他一点，一点也没享受。那时的他21岁，刚刚从大学毕业，拿到了哲学与宗教的学位的他还在航海环游世界。通常是独自，有时也会被个女友陪着，年轻的热血在对冒险的向往下燃烧。
Zoltan的父母在1968年离开了共产党统治下的匈牙利，为了新的家庭能有更好的生活而移民到美国。他们来到了加州，五年后Zoltan出生。他说他父母严厉的天主教管理让他有了无论做什么都有错的思想，总是觉得自己最终会在地狱里接受永恒的惩罚。“我知道现在做的一些事里，就包含些对当年那些思绪的反抗。”他现在那么说。
历时四年的航海旅行将他带到了100多个国家。结束之后，他骑着摩托车周游了美国。期间睡在绑在前轮上的睡袋里，或是为了避开想和他一起睡觉的毒蛇或蝎子而躺在路边长椅上。
奔三的时候，Zoltan搬到了他退休的父母所在的俄勒冈州，做了合同工。攒了足够的钱之后买了栋房子，装修后高价卖出。第一次就让资本翻倍，之后他没有闲着，努力过后有了稳定的收入，开了家生意不错的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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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这样做的打算，结果，事情都接连发生了。”坐在喧闹的烧烤店里，他告诉我。这是星期三，我们刚刚离开凤凰城。Zoltan正在吃一个橄榄球大小的烤土豆，使劲让话音盖过嘈杂的流行乡村音乐广播。
后来他卖掉了大部分的资产，得了几百万美元。“不多，”他说，“但如果花得好的话，一辈子也不用工作了。”除此之外，他还当了个自由摄影记者，去了很多景色独特的地方。如果是活火山的话，他会站在冲浪板上从山顶滑下。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写了一部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超人类主义赌注(The Transhumanist Wager)》。作品火了，他便下决心抽出时间，为自己热衷的超人类主义题材继续创作。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Zoltan偶遇了一篇60年代《时代》杂志关于人口冷冻的文章，对超人类主义的思想着了迷。成为了百万富翁的他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主义的运动里。快进至今，我们走到了这里。
我问他，是什么把他带向了超人类主义。他讲述了他时常提起的比遇到海盗可怕多了的故事：十几年前的他还在越南为《国家地理》的专题做调查，关于本地人回收未爆弹上的金属。在他拨开枝叶穿越丛林的一瞬间，向导将他扑倒。他差点就踩上了地雷一命呜呼。这时Zoltan才意识到他是有多么地不想死。在战区报道了两年的他，意识到那里真的太危险了。改行不做记者的他，萌发了让超人类主义席卷全球的政治野心。
Zoltan会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风风势势，满腔热血，追求快感与刺激的享乐主义者，渴望历险以至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很明显的，一个让死亡显得不是问题的主义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但他对未来其它的看法就没那么容易被理解。
我(原文作者)问他地球如何承载几十亿永生的人，他说他并不在乎。解释道，我们在接下来的25年内，都将变成机器。
“如果你是一台机器，你就不需要空气也不需要食物。你只需要太阳能。你可以让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一千倍。我们还会变成纯能量，你能把世界上所有人口放入布满神经网络服务器的，帝国大厦一样的高楼里。别担心，人口和资源，都不是问题，”Zoltan说。他喝着啤酒把芝士烤土豆咽了下去，重新为继续介绍美好未来的新奇事物做好准备。
“我们只有五种感官。活在虚拟现实里或成为机器后，你会拥有上千种感觉。你对美的感受会深刻强化，”他继续讲道，“你还可以克隆你自己。”
提到这些可能性的他睁大了眼睛：“我喜欢超人类主义是因为它是创造性的，是不同寻常的。我喜欢它是因为我可以成为统治者，亦可整天坐在沙滩上玩《海滩大亨》。”
Zoltan把这些未来说得不像是无法回避，而是十分普遍和美好的场景。当我反驳他的言论时，他从不会恼火或叹气，而是说他明白，自己并不知道一切的答案。每当我向他索取，表明奇点就快要到来的事实证据时，他只是说科技进步的浪潮无法阻挡。所以按他无穷的乐观，为什么我们不假设，未来是美妙的呢？
可Zoltan仍知道人工智能是高度威胁，并反对对其的深入开发。然而人工智能，难道和那些能让我们变成赛博格与虚拟意识与自我克隆与其它所有超人类主义者憧憬的技术不是同样性质的科技吗？
Zoltan说，安全的AI的关键，很简单：
“我们自己来编写，”他说，“或让其它我们信赖的人来为我们负责。”
服务员开始清理周边的台面，喝完这瓶之后就该要收摊了。我问Zoltan想要活多久。几个世纪？千年？该如何停下生命的列车？
“嗯，你的总有一天将要结束自己的一生。”
在那之前会发生什么？
“你不愿成为奴隶。除非你被放到一个成为奴隶比任何事都可怕的体制里，那才可以说死亡要好过毫无意义的存在。”
但如果被奴役了的你，不能杀死自己的话？
“那你就完了，困在永恒的地狱里。”
尽管清楚前路的障碍，Zoltan说，如果奇点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到来，自己会变得无比地哀伤。“崩溃。我会非常，非常失望，”他说着，以常人无法理解的姿态摇着头。
同他一起沿着高速路走回沙漠中的旅馆，我试图弄清为什么死亡对Zoltan来说如此难以接受。我问他，难道我们不是因为知道总有一天会死，而记得活着是有价值的吗？
“也许吧，但我不这么认为。”他说，张开了双臂。“活着不是很意思吗？谁又想让它结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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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四，即使是天黑之后，巴士内的气温仍保持在烤箱般的35度。我们在大理石般灰赭的荒野中翻山越岭。度过了百无聊赖，万里无云的一天，在晚上十点才到了小城的旅店歇下。Zoltan和我跳进泳池中，拉着浮条四处游动，互相画圈，尽情享受不在巴士里的时光。这时Zoltan跟我说，他想加入民主党，以民主党而不是超人类主义党的竞选人的名义竞选总统。
Zoltan说他身边的一些人告诉他，现在或许是出击的时机。他若有所思，那时因为谁都不想迎战希拉里，民主党内还没什么人站出来，而他的人气也许能让他参与党内初选电视辩论。
他希望让United Therapeutics公司的CEO以及Sirius Radio的创始者Martine Rothblatt来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因为她创立了超人类主义思想流派Terasem。该组织的拥护者诚挚地希望未来科技能将人类的头脑数字化之后上传，模拟自己，并发送电波到太空去探寻地外生命。她还按自己妻子的样貌搭建了一台名叫BINA48的机器人，正在将她妻子的记忆与思想编译进去。
他知道他的副总统需要具有两大素质：显赫的声望和大量的资金，Martine在这两方面都打了勾。但他不知道，超人类主义者配变性人这样的候选人搭档，会不会被美国民众所接受。“到了2024年，他们会的。那时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和第一位女性总统，”他说着，并用手在空中比划，“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一位信仰超人类主义的变性人当副总统，大家也都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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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对话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与Zoltan交谈时候感受到的认知不谐是来自于他的主张的进步性与开放性。他是一位热切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恨不得在当选之后立即废除一切军费的花销并拆卸世界上所有的核弹头。他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至高无上的，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的权益以及掌控自己身体的资格。Zoltan眼中，生育自由，变性人权益，和把自己变成赛博格的权力，都是平等的。
但此外，Zoltan也是个锋芒毕露的资本主义者，认为他看到的市场经济具有道德中性，所有问题都会被“自我修正机制”所解决。他不愿意看见大型公司的影响力被少数人所掌握，但相信他们本性向善，不会侵害消费者。
他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快要走到尽头。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唯一能在临近危机的时候，让威胁暴乱的平民百姓平息的方法，是推行全民平等底薪，或被一些人称作“有福同享主义(Luxury Communism)”。“我也会拿跟别人一样的收入，”他说，“而且我会很满足。”
在这方面，Zoltan是构成超人类主义里极为含糊且充满矛盾的几种意识形态揉杂下的化身：有点极左思想(extremely progressive)，有点兰德自由主义(Randian Libertarian)，又有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socialist collectivist)，在彻底的疯狂下混合到了一起。这个为己所用的信仰堆积的自助餐的台面上，体制与体制之间不互兼容。
Zoltan正在规划保证自己能活到未来的道路：倾注一生于消除衰老的技术，但也将被冷冻，在死亡被征服了的时代被唤醒。与此同时，将自己慢慢转变为人与机器的结合，实现变成赛博格的愿望。他已经在手背上植入了一个芯片，编译后可以用来开门或控制其它电子设备。Zoltan说，奇点一旦到来，他会进行更多的生物黑客改造(biohack)。
但那只是未来的路。现在，在游泳池里，Zoltan还在为能参加全国电视辩论的想法感到激动。打算第二天一早就给Martine打电话，问她要不要一起。他并不担心其它超人类主义运动的成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听到。
几天后Zoltan告诉我， Martine的儿子转告给了他否定的回答。我问他原因，他有一点泄气地说，“我不认为她会乐意当个副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