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02.09 , 11:49

青霉素带来的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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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北美和欧洲的性观念转变发生在60年代。但而经济学家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性革命开始的要更早。并且性革命的爆发点并不是避孕药的诞生,而是别的药物。

经济学家说,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标价的,那么因此“自由恋爱”也是有自己的价格。如果价格下跌,那么爱情会更泛滥。“这是经济学,笨蛋!”来自Emory大学的经济学家Anderw Francisi在一个长1小时的简报中重申。他近期发表的了论文《□□档案》(link)。

在这项研究中他试图证明,1960年代末性解放运动席卷全球,并不是因为现代避孕工具如避孕药的使用和思想解放。

确切的说它开始的时间最少要早10年,发生在印象中相对保守的1950年代中期。起主要作用的关键人物是苏格兰细菌学家Alexander Fleming,他在1928年九月28日偶然的在他的试验室中发现青霉菌可以杀死细菌。

Fleiming的发现致使在1940年代初期临床医疗中使用抗生素,从而让梅毒第一次被有效控制。Francis说:“人们普遍接受,性解放运动的兴起是借助60年代宽松的环境和避孕药的发展。然而实际上很清楚指出,那时广泛使用青霉素,导致梅毒病消退,并以此为前提,才开启了50年代现代的□□新纪元。”

在那之前,风险——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成本”——对于无保护的□□实在是太高了。在1939年病毒流行的最高峰,光美国一年就有2万人死于梅毒。经济学家Francis说:“在30年代晚期那就如同艾滋,并且比艾滋早了40年。”

在二战进行中,军事领导者特别担心疾病的危害会影响士兵的战斗力,所以大力推动了性病的宣传,同时也加快治疗方式的发展。作为成果,1947年到1957年梅毒发病率下降了95%,致死病例下降75%。从经济学的观点上说,□□的潜在风险成本急剧下降;而且美国把这个成效保持到最后,如Francis现在指出的一样。

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具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但Francis想到了一个点子,从别的可以信赖的地方,如卫生部统计的指标,同样可以推断出性开放程度。采纳了如以下几项:非婚生子的数量,如未成年母亲的数量和□□传染。□□具有高传染性但是没有梅毒那么危险。

Francis阐释到:“确实的,在五十年代末期,一下子梅毒就消失了,而其它的三项与风险□□有关的数据却戏剧性的增加了。”避孕药并没有当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在1957年Enovid药剂已经在美国市场当作阻月经药使用,但是在1960年初它才被美国药物管理局FDA准许当作避孕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最初只地区范围内流通,直到1972年初美国最高法院才开放让未婚伴侣接触避孕药。

经济学家Francis在把性解放与当下艾滋病的流行看成平行事件。在他进行的新研究中同样指出,临床医学中新型高效高抗逆转霉病毒疗法(HAART/鸡尾酒疗法)的实施,再一次把极具风险的□□转移到了男人们之间,因为现在人体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看上去是可控制的。这里再一次表现出经济学的效用,Francis写到:“这两个例子确认了一个基础理论,即□□影响疾病成本,而一个疾病成本也影响□□。 ”

在礼堂中Francis首先向他那些颇有兴趣的拥护者表达他对于□□非常独到有趣的观点。他引用了他熟识的西班牙天主教医生Eduardo Martinez Alonso的观点,对于青霉素的发现他骂到:“对罪的惩罚显然被忽略了。人们已然可以犯罪但不受惩罚,因为罪恶前的荆棘已经被移除。”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经济学见解。

Francis并不想和其它关于性革命的观点争论,他反而更相信,至少在未来,1950年代将被重新归类,不再仅仅是拘束和保守的了。“想必那时的很多人差不多已人到中年,不必再年轻气盛了。”

这个新研究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提示,关于性历史的研究只局限于当时的文章和媒体是不够的,也要时不时的通过充分的统计学分析。

大概短短几天前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Faramerz Dabhoiwala在一次报纸的采访中,他指出,在约1800年的时候应该也发生了一种性革命。如之前所阐释的理论解释,那时的出生孩子中忽然有25%是私生子;而在1650年的比率仅仅是百分之一。Dahoiwala说:“那说明,那时的人们中有一种恐惧一下子就消失了。” 本文译自 Suddeutsche.de,由 Anis 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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