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6.23 , 15:26

伍子胥和屈原:两个人的端午

# 同学来信推荐 @yangpigui 的旧文两个人的端午,希望丰富煎蛋关于的端午讨论。@yangpigui 说

今日端午,纠正一个错误:端午原为纪念伍子胥而设,非为屈原。并再贴旧作《两个人的端午》梳理端午精神: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

全文如下:


端午节的起源很早,夏朝的历法夏历中已经有五月五日的记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为端午后天气转热,而端午这一天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药以辟除毒气。《大戴礼》也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是兰草,要用兰草熬成的汤药浴。

到了战国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开始在端午节这一天纪念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费无忌在楚平王面前进太子的谗言,伍奢挺身而出,为并无罪过的太子辩护。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质,让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招来,想一并杀害。伍尚应召而来,和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伍员不甘引颈受戮,开始了逃亡的漫漫长途。先投奔已经逃到宋国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郑国,太子被郑国诛杀,伍子胥继续向吴国逃亡。在吴楚边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赶到江边,江上有一渔父渡伍子胥过江。伍子胥解下价值百金的佩剑,感谢渔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渔父不屑一顾,说:“楚国悬赏,抓到伍子胥的人,赐粟五万石,封爵。我连这都看不上,哪里会要你仅仅价值百金的佩剑!”伍子胥最终逃亡到吴国,归附了吴王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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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关前的伍子胥。右为东皋公,中为与伍子胥长相接近的皇甫讷。一夜白头的伍子胥,正是在此二人的帮助下方才逃出关去。

吴楚交兵,伍子胥极力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公子光却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国杀了,伍子胥只不过是想报私仇,而不是真的为吴国着想,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异志,就进献了一个著名的刺客专诸给公子光。公子光趁吴王僚出兵伐楚,国内空虚的时候,宴请吴王僚。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端到吴王僚面前,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左右杀死。公子光趁机派伏兵杀尽吴王僚的随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此时,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吴兵攻入楚国都城,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来历。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最大的心愿,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其后吴越争霸,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此前数年,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这又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古人的行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极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没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谶,夫差被勾践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伍子胥死时,是公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约公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记·伍子胥列传》)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载:“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则明确载明东吴之俗,端午是纪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伍子胥之后二百余年,屈原几乎重复了伍子胥的命运。

屈原名平,时任楚怀王的左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了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经历: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原博闻强志,既能治乱,与楚怀王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又辞令娴熟,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井井有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嫉妒屈原,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发令,大家都知道,每一令出,屈原都自居为自己的功劳,以为非他不能为,哪里把大王您放在眼里。”楚怀王大怒,不仅疏远了屈原,而且把屈原放逐到国都之外。屈原痛恨楚怀王偏听偏信,受谗言的蒙蔽,容不下自己这个方正之人,日夜忧愁幽思,写下了长达375句,2500字的抒情长诗《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慨叹,响彻了两千年中国文学史。

其后,日益偃蹇的国事已与屈原无关。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邀请,前往秦国,在拒绝了秦国要求割地的胁迫之后,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在放逐期间,仍然眷恋故国,心系怀王,几年间写下了大量诗篇,希望怀王终有所悟,重新把自己招回身边。这些诗篇传到了令尹子兰耳中,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怒而迁之”,再一次放逐屈原。这一次把屈原放逐到了更远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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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详细记载了屈原之死: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这是《史记》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记事之一。屈原披发在汨罗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你就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渔父说:“圣人不会被万物凝滞,而能够与世相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着潮流而推波助澜?众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为什么怀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节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冠上的灰尘,刚沐浴过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尘,谁能以清净之身,去忍受肮脏的东西污染呢!我宁愿投入长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鱼腹,又怎么能够以清白纯洁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写完《怀沙》的绝笔之赋,抱着一块石头投汨罗以死。

屈原死的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杀”之刑。《睡虎地秦简》释义为“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称“沉河”,“沉渊”。只不过伍子胥是尸体被吴王夫差施了“定杀”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给自己施了“定杀”之刑。

性格激愤的伍子胥,死后还要把眼珠挖出来看吴国之亡。而屈原却是绝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波柔和地接纳了他,抚慰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颗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水是清洁的,洗净他肉体的同时,也和他清洁的灵魂融为了一体。连尸体都不给世人看,因为世人是肮脏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无常,映照出他的悲观主义。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罗江的清清江水中,顾影自怜,高标自许,终于安静了下来。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是一个深刻的提示:端午从来是民间的节日,只要专制尚未根除,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称许,更不会进入官方节日的谱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间对专制和国家强权的强烈抗议,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怀念中,这两个叛国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着中国民间的全部心事。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民间的怀念遭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写,甚至连“民间”这个词都被缩略为一系列风俗和乡间小调的集合体。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后两千余年,端午精神彻底失落了,刚强、激愤、清洁的端午精神让位于身体媚术的大行其道,世间只余端午其形,而无端午其神了。只有当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端午原来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节日。但是,所谓“抢救端午”无非是和四大发明如出一辙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而中国呢?居然有专家建议政府出面和韩国联合申遗,这是对端午这一节日“民间性”的极大讽刺,“国家形象”成为“抢救端午”的惟一诉求。在这一争夺战中,没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反讽的是,却并不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纳,同时,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间性”的雄辩证明。

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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