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
考古学的一场革命正在改变我们对过去人口的认识
当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到公元初期，大约四分之三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仅四个帝国中(我们都听说过罗马帝国和汉朝；也许我们对帕提亚帝国和贵霜帝国了解较少)。仔细想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曾经存在的人都在帝国统治下出生、生活和死亡。这些说法并不新颖，但对于那些与阿诺德·汤因比一样认为历史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接一个的该死的事情”的人来说，它们具有了新的重要性。
对于今天的一些学者来说，这些说法证明了帝国是人类生存的明显而自然的结构，甚至是一个发现后我们在历史长河中一再复制的有吸引力的政治项目。这个观点暗示，如果过去的帝国臣民能够逃脱，他们会不明智地这样做，而且大多数人会更愿意生活在帝国的笼子里，而不是在森林、沼泽、山脉或草原上。这些想法有着深厚的根源，这可能是它们经常不被质疑的原因之一。
在18世纪末，爱德华·吉本——受古代作家如塔西佗的启发——描述罗马帝国(在其“衰落和崩溃”之前)覆盖了“地球上最美丽的部分和人类最文明的部分”，周围是那些自由不过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副产品的野蛮人。吉本笔下的野蛮人是一个天生的懒汉：自由，是的，但也只是生活在分散的家园里，穿着皮毛，或者跟随他的“庞大牲畜群”。吉本写道，古代德国人的“贫穷保障了他们的自由”。
正是从这样的来源中，我们不仅获得了帝国作为文明助手的概念，还获得了帝国之外的生活形象：小规模、混乱且大多不具生产力。简而言之，这一切仍然隐含在“部落”一词中。对于帝国及其学术支持者来说，部落就像吉本时代的儿童——偶尔令人愉快或有趣的生物，但大多是破坏性力量，他们的命运是被约束、投入有用的工作并被管理，至少直到他们准备以类似的方式管理自己。否则，他们会被限制、惩罚，必要时从历史的页码中消失。
这种思想其实和帝国本身一样古老。在超过3000年前的外交信函中，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不断抱怨被称为‘Apiru的团体的颠覆活动。古代近东的学者曾认为‘Apiru是对希伯来人的早期提及，但现在认为这是一个几乎不加区分地用于任何威胁埃及在邻近迦南附庸利益的政治叛逃者、持不同政见者、叛乱者或难民的总称(正如一些现代政治家为达到修辞效果使用“恐怖分子”一词一样)。
在巴比伦尼亚，这些团体——如果不冠以部落或民族标签——可能会被描述为“分散的人”、“硬汉”或干脆“敌人”。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汉帝国的使者以类似的方式描述南方热带海岸地区的叛乱者。历史学家现在通过汉人的眼睛看待广东和福建的古代居民，将他们称为“百越”，据说他们剃光头，纹身，并向他们的野蛮神灵献祭活人。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抵抗和游击战争之后，我们了解到，越人投降了。在汉武帝的命令下，大多数被驱逐并投入苦工，他们的土地被分配给来自北方的殖民者，包括许多退役士兵。
帝国总是会在其边界上创造生动且令人不安的暴力部落生活形象，将其自身政治项目核心的暴力以一种父权主义的光芒呈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相信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密切相关的，即暴力和统治是“文明”的必要基础，或者认为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取得了某种独特的成就——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不自然成就——通过决定性地摆脱古代帝国周期，开辟了一条通往自由和繁荣的独特道路。一旦这些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想象中根深蒂固，就很难逆转。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实证学科学者，也可能会基于最微薄的资料提出这样的论点。
根据斯坦福大学加州分校经典文学和历史学教授沃尔特·谢德尔的说法，本文开头引用的人口数据“传达了一种特定类型国家的竞争优势感：由强大的掠夺精英维系的广阔帝国结构”。在《伟大的平衡者》(2017)中，他告诉我们，“从定量角度来看”，这“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他进一步推测，追溯到国家起源的时期，“3500年前，当国家层级的政体覆盖的地球表面(不包括南极洲)可能不超过1%，但它们已经声称拥有我们物种多达一半的人口。”
深入查看脚注，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引用同一个来源
现在，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会有一些人觉得在等级和秩序中最舒适。正如16世纪的艾蒂安·德·拉博埃西早已指出的那样，“自愿奴役”的根源可能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支持这些宏大主张的统计数据从何而来？它们可靠吗？深入查看脚注，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引用同一个来源：《世界人口历史地图集》，出版于1978年；公平地说，谢德尔确实提供了另一个引文，乔尔·科恩的《地球能支持多少人？》(1995)，但这不过是一张显示过去人口规模估计的图表，其中所有的前现代时代数据都来自于《世界人口历史地图集》或基于它的后续出版物。
考虑到这一切，今天任何第一次查阅《世界人口历史地图集》的人都会感到惊讶。这是一本不起眼的书，而且非常古老。它包含不同世界地区的人口图表，伴有简洁的文章，有时几乎简短得令人无法言喻。还有一个关于“可靠性”的附录，开头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历史人口学家的假设是不可检验的，因此它们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靠性是不可能的。”
我稍后会回到这个重要的观点。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谈论由掠夺精英统治的国家“竞争优势”意味着什么。至少，这引入了关于某些类型社会长期强度和可行性的问题，以及其他类型社会的内在弱点。我们假定只有“赢家”才能开辟通向未来的可行道路。然而，这些都是意见问题，而不是统计数据。它们忽略了令人烦恼的问题，比如“有多少人从生活在帝国结构中受益？”或者“什么是通向未来的可行道路？”我们可以问：“一个被奇里乞亚海盗俘虏并在罗马时代德洛斯奴隶市场上被出售的女孩，比在科尔多凡南部努巴山丘上自由生活的女孩获得了什么‘优势’？”据说，在德洛斯，奴隶每天以1万的速度被交易，早期罗马帝国的奴隶总数可能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他们的数量归于“赢家”一方？
从“定量角度”思考并不能真正绕过这些问题，至少不应该这样。问题依然存在。古代帝国到底在什么方面“成功”，如果需要非常高水平的暴力、破坏和流离失所来维持它们呢？今天似乎非常可能的是，再过2000年由“强大的掠夺精英”统治的世界治理可能会导致地球上大部分生命的毁灭。许多专家认为，如果我们继续现状，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快发生。从这样的视角回顾，如果还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谁将看起来是历史的“赢家”？历史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失败者吗？“最适者”会找到出路吗，比如在太阳系的其他部分进行地形改造，在火星或金星上建立类似帕洛阿尔托或甚至马萨诸塞的殖民地？如果有学校(或至少是TED演讲)回顾过往的历史，谁会在这些人脑海中出现，作为我们可能会成为的可能未来的象征？
更多最新证据表明了不稳定
幸好，我们并不必将所有这些问题寄托于纯粹的猜想中。近年来考古学的一些显著发展大大扩展了我们对现代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和人口的理解。例如，通过在现代伊拉克北部的东齐丹发现的小麦粒和绵羊骨头进行详细分析，我们知道，当地农业在大约9000年前开始，并且大约在7000年前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人口增长，并伴随了诸如石膏和后来的陶器等技术创新。它看起来像一个“单一的文化过程”。更重要的是，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发现东齐丹非常庞大，散布在数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比我们迄今所知的任何其他新石器时代村落都要大得多。
古代人类学家长期以来假定，现代国家或帝国的巨大规模和高层次复杂性在考古记录中会很明显。因此，作为预期研究的中断，在东齐丹并没有找到任何类似的证据。没有发现宗教神庙、王宫或权贵居住区。相反，已经进行了最详细研究的四个地点的证据显示，它们都是相对平等的村庄。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它是如何可能存在的？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什么特别权贵的规则在驱动，数千人在和平中共同居住吗？起初，学者们不愿相信这一点；他们猜测那些皇宫或堡垒一定是存在过的，只是还未被发现。现代学者可能更愿意接受这一点的含义，那就是在如此巨大的地理范围内实现的真正持久的合作和共同目标。
当然，东齐丹只是大多数早期新石器时代聚居地中的一个例子。历史学家注意到，在“乌尔克扩展”(大约公元前3600年至3100年)期间，类似现象的证据在两河流域的广阔区域内也可以看到。
考古记录中的这些复杂因素令人疑惑。如果它们准确地展示了这些早期农业社会的本质，那么这与我们所知的大多数考古遗址是显著不同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些考古记录中的大多数遗址，它们代表了什么？
谢德尔提供了一个解释。他提出，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也几乎总是由掠夺精英统治的广阔帝国所控制。特别是在这些时代，“统治者”几乎总是意味着“战士”或至少是掠夺者。
在早期的新石器时代聚居地中，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社会分层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相反，在考古记录中可能存在大量数据的失衡，这些数据很少涉及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信息。出于各种原因，平民留下的痕迹要比富裕者和权贵者少得多。
“帝国之外的世界”
基于这些事实，我将尝试展示在远古时期，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大规模的王国和帝国之外，而不是在它们之内。要真正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帝国外部的人口数据。
对于这一点，最相关的工作可能是关于东欧森林地区考古遗址的开创性研究。在那里，古代的大部分森林、沼泽和草原似乎容纳了相对较少的人口。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左右，显然存在一定规模的移动团体生活在这些地区。我们几乎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生活细节，但这些团体显然无法避免与他们的帝国邻居发生冲突。实际上，这些冲突似乎是不断出现的现象。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人并不“居住在帝国之内”。
换句话说，在古代世界的广阔区域中，存在着许多人以某种形式生活在帝国之外。如果我们追溯到最早的农业社区，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区很可能是独立的小规模社会结构。它们可能是一些没有中央统治和社会分层的社区。古代帝国中的“野蛮人”和“叛军”不仅仅是帝国边界上的异常存在。实际上，他们可能代表了那时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这样一来，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这些帝国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以及那些生活在帝国统治之外的人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复杂且多样化的远古世界，并挑战了关于帝国和其以外人口的传统观念。正是通过理解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看待人类历史。
本文译自 Aeon Essays，由 BALI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