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厘头研究
顶尖癌研机构数据造假，引发科学界诚信危机
美国著名癌症研究机构 Dana-Farber 疑似存在大规模数据造假现象，引发业界对科研诚信的担忧。文章探讨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揭露了医学研究领域数据操纵的普遍性，并呼吁采取措施遏制学术造假行为。
最近，美国知名癌症研究机构 Dana-Farber 曝出疑似大规模数据造假丑闻，引发科学界诚信危机。
去年夏天，我报道了哈佛商学院 Francesca Gino 的故事。她被指控在其至少四篇已发表的论文中公然捏造数据，罪名成立。事情败露源于网络上关注研究诚信的业余“数据侦探”发现其论文数据存在可疑之处并展开进一步调查。
他们最终将疑虑上报哈佛大学，经调查后，哈佛要求撤回相关论文。(Gino 随后对哈佛和博主们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合谋诽谤她。)
当我读到发生在哈佛附属机构、波士顿顶尖癌症研究医院 Dana-Farber 的类似丑闻时，不禁联想到 Gino 的案例。
今年 1 月，分子生物学家和网络“数据侦探” Sholto David 在博客中发布文章，指控该机构多篇癌症研究论文存在数据造假行为，其中包括该院 CEO 和 COO 的研究成果。据报道，David 联系了该机构，对 57 篇论文提出了质疑，其中 38 篇是该院 “负有主要数据错误潜在责任” 的论文。目前，该机构已要求撤回其中 6 篇论文，并对 31 篇论文启动了纠正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操纵手法并不高明。(David 在博客中将这些证据称为 “业余且拙劣的”)。他指出的许多案例都涉及在不同图表中重复使用相同图像，只是改变了标签，并且这些图像经过拙劣的旋转或拉伸处理。不同日期的实验数据曲线诡异地完全相同，测试结果明显存在复制粘贴的痕迹。
这不禁令人发问：假设复制粘贴的图像背后确实存在某种不当行为，那么相关人员为何如此肆无忌惮地在公众视野下长期进行如此明显的造假？有多少研究经费是基于虚假数据获得的？这些论文中传播的错误信息又将对至关重要的抗癌斗争造成多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吗？
癌症数据造假丑闻的剖析
多年来，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一直意识到该领域存在论文图像造假问题。2016 年，荷兰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 (Elisabeth Bik) 扫描了超过 2 万篇生物医学论文，寻找此类操纵的证据，结果发现 3.8% 的论文存在相关迹象，其中 “至少一半表现出蓄意操纵的特征”。更令人担忧的是，该问题似乎呈上升趋势。比克发现，“过去十年，存在问题的图像出现在论文中的比例明显上升”。
她描述操纵行为的尺度涵盖三种图像造假类型：同一图像被两次使用并附上不同标签(这可能是无意的错误)、同一图像被两次使用，但其中一次经过裁剪(这似乎不太可能是无意的错误)，以及图像上被粘贴了其他内容(这极不可能是无意的错误)。
因此，生物医学科学家早已意识到该领域存在这个问题。David 博客文章中强调的一些特定操纵手法在科学家圈子里广为人知，并在论文讨论论坛 PubPeer 上引发过激烈辩论。然而，尽管担忧早已存在，事实证明，促使论文撤回和内部调查的却是 David 的这篇博文。
错误的后果
像吉诺和 Dana-Farber 这样的案例都需要外部“数据侦探”的介入才能曝光，这令人不安。从事“数据侦探”的工作不仅得不到任何回报，还伴随着风险。正如他告诉《卫报》的那样，David 目前失业，只能在兼职工作间隙利用空闲时间标记数据操纵行为。
许多“数据侦探”因揭露数据造假而遭到诉讼威胁。去年夏天，诽谤律师肯·怀特 (Ken White) 告诉我：“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不是由大型机构质疑得来的，而是由像这样独立的人完成的。”问题在于，除非有人提出质疑，否则没有任何机构流程可以审查论文——而大多数科学家都不愿意为了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冒险损害自己的事业。
令人不安的另一个方面是，这次造假的行为如此明目张胆。我们所谈论的并非复杂的数据操纵，而是科学家对实验结果图片进行拙劣的 Photoshop 处理。“我们看到的只是学术造假的冰山一角——图片数据重复是那些黔驴技穷的科学家在其他手段都无法获得预期结果后所采取的最后手段，”David 在他的原始博客文章中写道。在一个经常对实验结果进行 Photoshop 处理的文化中，这不可能是唯一的操纵手段。
Gino 事件和 Dana-Farber 事件还有一个共同点：哈佛大学。从吉诺的案件，到哈佛校长克劳丁·盖 (Claudine Gay) 的辞职，再到如今被指控的癌症研究造假，哈佛作为学术卓越机构的声誉无疑受到了重创。
然而，在这些挑战在美国最著名的顶尖大学被发现也引起了公众对这一亟待解决问题的关注。或许，哈佛的尴尬会引发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