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欢迎来到“新中世纪时代”
现代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大国对抗”的新时代，但相比过去相当脆弱。随着国家间火力的增强，我们似乎更无法控制当今的世界局势。
现代国家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火力，但它们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这导致了一个似乎失控的世界。
据我们所知，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大国竞争”的时代。或者说，至少应该是这样。
美国总统乔·拜登政府于2022年发布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自信地宣称，“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被“美国和世界最大专制国家之间的竞争”所定义的时代，即中国和俄罗斯。
该战略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但它将世界框定为一个意识形态驱动的竞争，即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这使得很难避免对比，特别是这次涉及同样的超级大国，只是在经济和政治上有一些重新定位。
但是，冷战是现在发生的事情的正确类比吗？可以找到无数种替代方案。乌克兰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领土侵略行为，将乌克兰与二战作比较，将俄罗斯置于希特勒的德国的位置。(普京本人可能不会反驳，他只是把另一方描绘为纳粹分子。)一些谨慎的“现实主义者”暗示，由于引发西方国家进入冲突的纠缠不清的联盟，目前情况更像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当然，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几十年来首次的战壕战争的现象，使人很难抗拒这类比较。
正如拜登政府一样，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超级大国冲突，无论你选择哪种历史类比，都表明我们正在翻开一个时代的新篇章，其中美国的主要国家安全关切不再是其他更强大或更弱小的大国，而是非国家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和ISIS的覆灭后，原因有待商榷。然而，2022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却令人震惊地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可能对非国家恐怖组织不感兴趣，但它们却对我们感兴趣。
结果是，美国现在发现自己同时处在两个战略时代。在一个时代中，重装甲工业军队在欧洲某个地区打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在亚洲潜伏着一个更为灾难性的入侵场景)，并处在另一个时代，也门叛军运用了初级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显示出自己有能力造成一个能与新冠疫情媲美的全球供应链混乱。
要理解这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家拥有历史上具有破坏性的火力，但在许多方面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无法动员其人口围绕着共同的号召或控制其国际环境——我们需要超越陈旧的20世纪类比。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中世纪。
回到未来
兰德公司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要理解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超级大国竞争所涉及的风险，理解我们生活在他们所描述的“新中世纪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文章的共同作者之一、兰德公司的资深国防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蒂莫西·希思表示：“我们现在的情况有很多异常之处，我发现现有的理论非常令人不满。”他指出一些意外的事件，比如中国及美国政治裂痕。“我意识到，过去的200年在很多方面是人类历史上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常现象，我们现在的处境实际上与1800年前后的世界有很多共同点，而并非是与最近的过去。”
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中世纪”时刻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会采用长剑和锁子甲进行战斗。这些作者将“新中世纪”时代定义为从2000年左右开始，“其特点包括国家日益削弱、社会分裂、经济失衡、普遍威胁和战争非正规化。”
这样考虑世界需要进行一些心理调整，主要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单元。“国家”，根据社会学家韦伯的经典定义，是在给定领土范围内主张合法使用武力的实体。我们熟知的世界地图被划分为大约193个这样的领土，我们称之为“国家”。它们有旗帜、首都和联合国大使。
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安排。历史学家通常将现代国家体系的出现追溯到17世纪的欧洲。在那之前，民族的特质就像历史学家C·V·维贾伍德在她的《三十年战争史》中所描述的那样，“对现代人来说，民族的流动性令人震惊。”政府权力经常分散在王室家族和宗教权威之间。国王可以完全不同民族而统治他们，统治权根植于继承和婚姻，而不是普通民众的同意。(目前由查尔斯三世领导的英国温莎王室可以追溯到现在的德国。)国王的权威可能会受到地方男爵和公爵的挑战。“一个法国士兵指挥陆军反对法国人，而对一个信仰、宗教、主子的忠诚往往比对国家的忠诚更受推崇”，维贾伍德写道。
关于地缘政治可能回归到中世纪的概念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977年，国际关系理论家海德利·布尔写道，“主权国家可能消失，不会被世界政府所取代，而是被现代和世俗化的政治组织所取代，这种政治组织在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存在。”他把这种组织定义为“没有一个统治者或国家能够在某一领土上独霸的组织。”换句话说，在治理方面，国家不再是唯一的玩家。
在20世纪90年代，当理论家试图把撕裂于美国和苏联两极之外的后冷战世界的突然政治和经济复杂性浓缩成一种理论时，新中世纪主义重见天日。用于解释国际公司(经常由来自多个国家的高级管理人员架构，对所在国家的忠诚度不高)获得了与国家政府不相上下的政治权力的世界。记者刘易斯·拉翰姆在1988年写道：“国际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类似于封建政权体制，其中意大利贵族可能向德意志亲王宣誓效忠，或诺曼公爵向英国国王效忠。”
新中世纪主义还用于解释政府自愿向跨国机构放弃一定程度的主权的安排，就像欧洲国家加入欧盟那样，最终实施了1999年的共同货币。
在1994年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引起争议的文章——后来扩展成名为《未来的无政府状态》的书——记者罗伯特·卡普兰描绘了西非混乱的内战，这些战争在领土上进行，国家边界是殖民者划定的，通常与地面民族现实没有多大关系，预示着一个国家边界不那么重要的世界，一个“一个前现代的无秩序统治了战场，唤起了中世纪欧洲的战争”。最近几年，这个想法已经被像伞兵转战成军事承包商，再转向学者的肖恩·麦克费特等作者所采用。他在2015年的著作《现代雇佣兵》中论述，全球范围内私人军事承包商(比如美国的黑水或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在全球冲突中日益普遍，预示着一个新中世纪时代，国家不享有武装力量的垄断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政治特殊权。
麦克费特告诉《Vox》：“国家并非永恒，也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们有过起源、发展的阶段，也可能会有终结。”
普京的朝廷
与20世纪的战争相似，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展现出一些明显的前现代特征。考虑到正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对象——驻英国的俄罗斯分析师马克·盖洛蒂称俄罗斯普京时代为“一种不寻常的混合体：几乎是一个中世纪朝代坐落在一个现代官僚国家之上。”
盖洛蒂解释说，在“日常治理方面”，俄罗斯“实际上和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太大的不同”，典型的官僚机构运营日常事务——比如财政和外交部。但是，他说，“不时有来自非常遥远的上级的人伸手改变事态，无论是一些基本的安排让某人被捕，还是删除某人的交通违法记录，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变革。”能够做出这些改变的人的权力，和中世纪朝廷一样，完全取决于他们对绝对统治者的亲近程度。“那些能够获得普京的青睐或拥有他的耳朵的人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
这一动态在决定侵略乌克兰的决定以及该战争的举行方式上表现得最明显。“这场战争是普京及其一众亲信(其中没有一个拥有军事经验)决定的方式，而不是将军们会对此战争提出的方式”，盖洛蒂说。这不是一个总统的行为(尽管普京在法律上就是)，而是一位国王的行为—或者更好地说，是一位皇帝的行为。
尽管普京经常提到“大祖国战争”(二战在俄罗斯被称为大祖国战争)，但显然普京几乎没有希望动员社会以达到约瑟夫·斯大林在冲突期间所做的那种程度。今年，俄罗斯准备在国防和军事开支方面花费总国内生产总值的约6%。这在现代时代也许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但与苏联在二战期间花费的GDP的61%(或者美国在那场战争中花费的50%)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俄罗斯人也许在原则上支持普京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但他们似乎并不急于为此付出自己生命，或者让子女为此付出生命，就像他们的祖父母在大祖国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普京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有能力在不挨触到自己的职位之险的情况下，强制进行兵役。2022年秋天，俄罗斯宣布“部分动员”，召集约30万人参加战争，但相比这个数字，可能有多达70万人逃离了俄罗斯。
盖洛蒂告诫要慎重对待对于为了事业不情愿牺牲的态度，这并不只是一个俄国问题。“最近我曾跟英国国防部的一个人交流，他说，‘天知道如果我们不得不试图动员我们的后备力量将会发生什么。’”事实上，最近的一项民调发现，几乎三分之一的18岁到40岁的英国人称，如果发生世界大战并且国家面临着即将受到入侵的严峻威胁时，他们将拒绝在军队中服役。
乌克兰战争还暴露出大多数西方强国并不具备进行全面工业规模冲突所需的火力。在发现乌克兰每天发射的炮弹数约为美国在战前一个月所制造的炮弹数的一半后，美国不得不抓紧生产炮弹。据估计，在乌克兰战争开始时，德国仅在储备库中储备了大约能够支撑两天重型战斗所需的炮弹数。可能，乌克兰将成为证明规则的例外。尽管它回归了20世纪中叶的战争，但乌克兰的冲突清楚地表明，21世纪的国家并未准备好打这种战争。
“唯一打一场全面战争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威权社会主义体系，” 埃兹说。“事实上，现代国家没有习惯这样做。”
新中世纪视角有助于分析当今中东地区交织复杂的冲突。这不仅是因为这是最少数仍然是重要国家的绝对君主国的地区之一，比如沙特阿拉伯和海湾邻国。
由10月7日的袭击引发的逐步升级的地区危机，让人们怀疑国籍、地缘政治稳定性、金融波动、人口下降、人工智能等诸多因素对现代国家应对的能力。考虑到近年来全球武装冲突数量的明显增加和冲突中受害者数量的增加，这些问题构成了复杂叠加的挑战，一些评论人士称之为“多重危机”。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世界观，尤其是在看到武装冲突数量明显增加和冲突中受害者数量增加之后，而之前这些数字一直在下降。
但是，新中世纪世界的概念可能唤起人们对一种霍布斯式的“一切都相互对抗的战争”或麦克斯·麦克斯式的无政府状态的形象。新中世纪主义的许多支持者并不那么悲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菲利普·瑟尔尼预测，新中世纪世界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混乱世界”，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者有所分配，但关键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仍可以得到解决。黑暗时代并不总是黑暗的。瑟尔尼指出，在欧洲，中世纪时代“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日益增长，以及知识和创新的传播”。
新中世纪主义“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但并没有崩溃，” 麦克菲特说。“我认为越来越多，21世纪看起来就是这样。”
希思对潜在的美中冲突的风险表现出，新中世纪世界可能实际上无关紧要，或至少是更平和一些的，或者至少是强大国家在彼此开展全面战争能力受到更多约束的世界。
当然，新中世纪主义无法解释核战争，这可能使领导人在付出更少的努力就能造成远远更高程度的破坏。如果领导人无法动员他们的社会或工业部门参与总体战争，按下核按钮变得更具诱惑力。
新中世纪主义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战争如何发生，但与400年前相比，当今领导者们拥有更多的火力来结束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