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孤独引领我们走向何方？
原文：https://aeon.co/essays/for-hannah-arendt-totalitarianism-is-rooted-in-loneliness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那种在过去位于社会边缘的体验，通常是老年群体才会经历的，如今却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日常经验。
——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请务必定期给我回信，否则我就要死在这里了。”这不是汉娜·阿伦特惯常的信件开头，但在1955年的春天，她发觉自己正处于一片“荒野”。那时她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她不喜欢那儿的学术氛围和缺乏幽默感的同事们，并且彼时麦卡锡主义的阴云正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她被告知自己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将有30位学生，到场的却多达120人。她讨厌这种生活：“我没法忍受一周五天都在公众面前——换句话说，永远离不开公众的视线。我觉得必须四处走走，去找回自己。”在这种生活中，她寻找到的唯一绿洲是一位从码头工人转行的哲学家埃里克·霍弗，但阿伦特对此也感到不太确定：她告诉朋友雅思贝尔斯，霍弗是“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了”；她告诉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霍弗“很有魅力，但不聪明。”
阿伦特对孤独感并不陌生。在很早以前，她就敏锐的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像是局外人，一个为社会所抛弃者，于是她更偏爱独处。她的父亲在她七岁时过世；上学时，她几乎用尽各种理由请病假，就为了能够待在家中；她的首任丈夫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将她一人丢在了柏林；她居无定所将近20年。但是，如阿伦特所言，孤独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在生命里的某个时刻感到孤独。
对孤独的讨论通常会陷入两个阵营：对回忆的过度缅怀，或是开出某种理性处方，将孤独作为一种待治愈的东西。前者痴迷于孤独，而后者想一并抛弃它们，两种倾向都不免令读者们感到一丝冰冷。因为孤独的感受难以交流，我们谈论孤独，就是将人类最深层的一种体验转变为了一个思考的对象，转变为一个理性的话题。语言无法捕获孤独，因为尽管我们的经验各异，孤独感却是普遍的；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孤独，但是对孤独的体验却不尽相同。
英语中的“孤独(loneliness)”是一个新词，它曾经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剧作第三幕第一场，波洛涅斯劝说欧菲莉亚：“你拿这本书去读，他看见你这样用功，就不会疑心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了。”(波洛涅斯让欧菲莉亚读公祷书，这样别人就不会对她独自一人感到奇怪了——孤独在这里的意思是没有同他人待在一起的行为，而不是某种感受。)
在16世纪，“孤独”通常在布道时的演说中被使用，教士们用孤独来吓唬信众，劝告他们远离罪行——人们被要求想象自己被抛弃在凄凉之处，比如地狱或是坟场的可怕情形。进入到17世纪后，这个词语仍很少被使用，在1674年，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将“孤独”收录到一份不常用词语列表中，并将其定义为某地或某人“远离邻居”的情形。一个世纪后，这个词语的使用范围变化不大，在《约翰逊字典(1755)》中，塞缪尔·约翰逊将孤独的形容词“lonely”简单的描述为独处的状态(the ‘lonely fox’)，或是一个荒凉的地点(‘lonely rocks’)——和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的用法类似。
到19世纪，孤独被引申为一种行动——超过某个阈值，或是去到一个远离城镇的地方——依旧与感受无关。作为形容词的“孤独”通常会被描述为一种有关于不存在的恐惧，这个词语令人们想到绝对的孤立，隔绝于世界和上帝的爱。看起来，这个定义似乎很合理。在圣经的《创世纪》一章，当上帝创造亚当之后，祂对这个生灵表达的第一句否定话语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在19世纪的现代化浪潮中，孤独逐渐失去了它与宗教的联系，开始与世俗的疏离感相关联。随着1800年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个词语的使用量开始增加，一直到1990年代才趋于平稳，随着21世纪的到来，它的使用又开始增长。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尔比：华尔街的故事》，爱德华·霍普的现实主义画作以及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中都能找到孤独的影子。带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诗意与感慨，孤独开始扎根于社会和政治的土壤。
然而，20世纪中期的阿伦特却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孤独。对她而言，孤独是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体验。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高压下，她试图写一本有关马克思的书，她想到了孤独，开始思考孤独与意识形态，与恐惧之间的关系。阿伦特认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对孤独的体验发生了改变：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那种在过去位于社会边缘的体验，通常是老年群体才会经历的，如今却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日常经验。
掌权的极权主义者找到了一种方法，将偶然的孤独体验转变为一种永久的存在状态。利用孤立和恐惧，极权主义政权为孤独创造了条件，并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来促成民众的孤独。
在前往伯克利教学之前，阿伦特出版了一篇关于“意识形态和恐怖”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详细讨论了孤立(isolation)、孤独(loneliness)和孤寂(solitude)。这篇文章同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起，作为她在伯克利开设的课程的基础。课程“极权主义”被分为四个部分：政治机构的衰弱，民众的兴起，帝国主义，以及基于意识形态的政党的出现。在开课演讲中，通过反思现代政治与其理论间的可疑关系，阿伦特为课程构筑了基本框架。她谈到现代一种广泛的，意图抛弃理论的趋势，作为替代，它们更加偏爱意见与意识形态。“许多人，”她说，“认为他们可以一并抛弃所有的理论，当然，他们希望保留住自己的，并以他们的阐述，将其作为普世真理。”
阿伦特在此引用的“意识形态”一词，是一种将思考从行动中分离的渴望——这个词语来自法语“idéologie”，被创造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但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版后才开始流行起来。
在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修订版新增了“意识形态与恐怖”章节。
《极权主义的起源》被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在阿伦特写下这本书时，欧洲正笼罩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阴云下，文本内容随时代不断变化。在1951年的初稿里，阿伦特认为，即使极权主义的政权消失，它的要素仍会在世界中残存。她写道，“即使极权主义政权已经垮台，它的解决方案也会存留，这是一些强烈的诱惑，每当我们难以缓解政治、社会或是经济矛盾时，这种诱惑就会随之出现。”当阿伦特在1958年为本书加上“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时，作品的曲调发生了变化。极权主义有许多要素，但在孤独之中，她发现了有关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以及它与恐怖的相通。
为什么是孤独呢？对此，阿伦特的回答是：因为孤独在根本上切断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她将孤独定义为一种被一切世界与人类关系隔绝的荒芜感受。孤独一词在阿伦特的母语中写作“Verlassenheit ”——被抛弃的状态，或者说抛弃感。“孤独，”她说，“是一个人最彻底、最绝望的体验”，因为在孤独中，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类对自身行动能力的意识。当我们处于孤独状态，也就失去了体验其他事物的能力；在孤独中，我们无法创造新的开始。
为了展示孤独为何是极权主义的关键，以及为何它与恐怖有着共同土壤，阿伦特区分了孤立、孤独和孤寂。她认为孤立对创造活动来说是必要的，即使只是阅读一本书，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立。一个人必须时不时的有意从外部世界中脱身，为独处留出一些个人空间，但是，即使他独处，也应当保留有回到世界中的能力：
孤立与孤独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我无法行动的情景，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但是不孤立。
极权主义利用孤立来剥夺人类的相互陪伴，使世界中的行动不再可能，同时它也摧毁了个人独处的空间。孤立被极权主义用作枷锁，束缚了人类的行为与思考，并促使每个人在其自身的孤立中反对他人，甚至反对自身。世界成为一片荒野，经验与思考不复存在。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意识形态来孤立个人。孤立是指“让个人保持孤独，或是将其从他人中分离开。”在“意识形态与恐怖”的第一部分，阿伦特把意识形态分解为各个基本成分，借此说明这一切是如何逐步完成的：
意识形态从日常经验中分离出来，并排除了新的经验的可能性；
意识形态被用作对历史走向的控制与预测；
意识形态无法解释事物是什么，而只说它们会变成什么；
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纯粹依靠思想的逻辑；
意识形态主张在世界的表观背后，隐匿有一种“更加真实的现实”；
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能够影响我们与他人、与自身的关系。通过为每一事件和经验注入某种隐秘的含义，意识形态一旦掌权，它们就能够强制改变现实以符合它们的主张。这就意味着个人不再能够信任自身于世界中的经验，相反，个人被教导不要相信自身或是其他人，而总应该遵循意识形态的步伐，只有它才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能让个体轻易的接受意识形态，首先就需要摧毁他们与自身和他人的关系，让他们变得多疑，变得愤世嫉俗，于是他们就不再能够依赖自身的判断。
正如恐怖(即使在极权之前还仅仅是暴政形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思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
从意识形态中孕育出的，有组织的孤独带来了暴政思想，进而摧毁了个体区分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也即作出判断的能力。在孤独中，个人无法再与自身交谈，因为他的思考能力早已屈服。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使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脱离，想象力被束缚，多元遭到排斥，我们相互之间不再能够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而一旦这种思考方式生根发芽，经验与现实就不再能够左右思想，反之，经验只能顺从思想，顺从其中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为什么阿伦特在谈论孤独时，她谈论的不仅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当思想从现实分离，当日常世界被胁迫式的、基于逻辑断言的暴政所取代，孤独降临了。
我们获得经验，然后思考，而当我们不再能从外部世界获得新的经验，我们也就失去了指引我们思考的标准。当一个人屈从于意识形态思维，他也就失去内心的自由。正是这种对逻辑推断的屈服，“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他人”，继而为暴政作出了准备。自由的思想被意识形态的单一潮流所取代。
在日记中，阿伦特问道：“有没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不专制的呢？”在这个疑问后面，她紧接着写道，其中的关键是对思想潮流的抵制。那么，思想潮流又凭借什么来裹挟个体？阿伦特认为，让人们趋向意识形态的是一种内在的，对自我矛盾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思考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思考有能力将我们对世界的所有信念和观点连根拔起。思考可以动摇我们的信仰、信念和自我认识。思考可以将我们所珍爱的、依赖的、视为理所应当的日常信念全部抹去。思考使我们不再完整。
但生活是混乱的。人存在于世，充满了混沌与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才需要安定与意义。我们需要根基。这时，意识形态出现了，它就如《奥德赛》中海妖，不断诱惑着我们。然而，如同屈从于海妖的歌声，那些屈从于意识形态思维的人不得不从日常经验中脱离，他们无法再在思考中直面自身，因为意识形态使他们安定，思考却可能破坏这种安定。简单来说：遵循意识形态的人可以思考，却无法思考自身。正是这种思考能力的剥夺，让他们失去了自我的陪伴，让他们不再能够从经验中获取意义，让他们感到孤独。
阿伦特关于孤独与极权主义的观点不是那么容易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其中牵扯了一种趋向孤独的，与极权主义相关的日常体验：假如你对现实不满，假如你寻求善的，并总是希冀更好的，假如你不愿面对世界本身的样子，那么你就会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诱惑，更容易陷入有组织的孤独中。
当阿伦特写信给丈夫，谈到“不愿一周五天暴露在公众视野内”，认为自己“必须四处走走，去找回自己，”她不是在抱怨他人的关注，而是因为持续在公众视野之内让自我陪伴变得不再可能。她找不到一个可以进行必要的自我反思的私人空间。面对他人，阿伦特无法达到孤寂。
这是一个有关孤独的悖论。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他人一起时才直观地显示出来。我们需要依靠公共世界来确认自身，却只能在孤寂中思考。这正是阿伦特在失去个人空间时被剥夺的东西，“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
在孤寂中，个人和他的自我共处，和自我对话。在孤寂中，个人并未失去与世界的联系，因为世界之经验在他的思考中显现。阿伦特曾引用西塞罗的话：“无所事事的人最活跃，独处的人最不孤独。”这就是被意识形态和专制的思维所剥夺的——与自我相处，思考自我的能力。这就是有组织的孤独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