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故事：在马修的心中
原文：https://aeon.co/essays/matthew-had-a-brain-injury-who-is-he-after-brain-surgery
2015 年 6 月 25 日
“为什么不同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抑郁？”这是个典型的马修问题。新奇的假设把你拉入他的智识领域，强迫你选择一个立场。但同时，它听起来好像也是某个玩笑话的开头。
“继续，”我说。
我们正坐在伦敦东边的242路公交车上，背靠着背。过道边上的男人对着手机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想他或许是在讲约鲁巴语，但马修并没注意到他，所以或许并不是。
“我是说，”马修接着说道，“我看到那些去找丽莎的人，然后我想：这些人他妈的到底在干嘛？”
丽莎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她在 Headway——一个帮助脑损伤患者的慈善机构里任职，我和马修也在这儿工作，马修是志愿者，我在管理团队。丽莎为那些来到我们机构的患者作心理咨询，他们和马修一样，都患有神经障碍。这些人的损伤大多是由于中风、交通事故或是残酷的虐待，但马修不太一样，他是因为一场手术意外。意外发生在2005年，当时马修因为严重的脑积水——脑脊液在脑内的积聚——被紧急送入医院。
马修的脑室中有一个囊肿，就是它带来了脑积水。当囊肿长得足够大时，它阻塞了脑室，在其中产生水泡，并从颅内向外挤压。当马修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危急。手术移除了囊肿，在救命的同时也对周围的脑组织造成了损伤，给他带来了过度的肥胖和一些记忆问题。这类手术意外很罕见，但对马修来说，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马修的不寻常也表现在他对治疗的公开抗拒。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它在心理上有用，”他继续说道。“那些人只是按照剧本表演。”
“你是说那些心理治疗师吗？”
“对，一种专业的剧本。”
我点点头，把他引回到他原来的问题上：“为什么你说抑郁是个文化的问题？”
马修皱着眉头，转向窗外的街道。“我记得以前读到过有个部落，假如在那儿有人患了抑郁，整个社区就会聚集到一起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人不会这样做。”
马修向外边挥着手，“应该怪这些大团体。”
“什么？”
“大团体，”他重复道，“这些公司。”他指着窗外的建筑物，“他们的建立不是为了在心理上为人们提供支持，于是我们不得不把这些问题外包给专业人士”
“因为这儿人们的工作场所取代了他们的社区？”
“我觉得是这样。”
“在尼日利亚那边是什么情况呢？”
“那边的人们不会谈论这个，他们会装作一切都很好的样子。”
以前我会劝说马修去接受心理咨询。在我10年前刚认识马修的时候，他正处于极度的精神低谷之中。那时，根据马修的回忆，他睡得很少，往往在一早刚到治疗中心时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的眼睛浮肿，抱怨骨头疼痛。在精神低迷的时候，他会一言不发的在嘈杂的厨房里做清洁，呆上一整天时间，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像个机器人一样执行志愿工作。他社交孤立，把大多数空余时间花费在骑自行车和看 YouTube 视频上。在某一阶段，情况变得特别糟糕，他描述说，那时自我伤害的图景会不自主的进入他的脑海，他会看到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或是从站台跌落到迎面而来的火车跟前。他在被问到对自己命运的“反思”时，总是认为前景黯淡。“我曾经有计划，但现在我已经没有能力来执行计划了。我只能把每天都当做是一次性的来度过。”
在很多年里，我一直坚信谈话疗法或许能有所帮助，但马修总是会反驳我。“太侵入性了，”他会这样说，“我觉得把自己的情绪装在一个盒子里会更好些。”然后他会用手摆出一个立方体的模样，这就是他心灵的容器。他专注的凝视着自己手掌之间的空隙。在意外发生前，马修是个程序员，那时他主要通过工作来表现自己。在以前的朋友眼里，他总是固执的追寻逻辑，从来不谈论情绪。
假如我偶尔和马修提及，或许是某些心理因素——比如焦虑导致了他的失眠，然后失眠症造成了他的肥胖，他就会不高兴起来。“你是说我的肥胖完全是心理原因，”他会这样说，“完全”这个词被拉得很长，来表示他的愤怒。把他的肥胖归咎于心理因素，就像是归因于缥缈的鬼火，对他来说，肥胖和忧郁都只是他脑损伤的后果。
我望着坐在旁边的马修。
“你不热吗？”我问他。这是个炎热的下午——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但马修仍穿着他的黑色夹克，牛仔长裤和步行靴。
“热，”他说，“但已经习惯了。我只是习惯这些冬天的衣服。”
马修脱下夹克，把它塞到袋子里。我看着他把装着衣服的袋子绑到背包上，系了个可怜的绳结，我父亲会把这种结叫做“老太太绳结”。线是涤纶的，很光滑。我想让他重新系一下，但某个想法阻止了我：我不能一辈子跟着他，像他老妈一样。
我们在圣保罗大教堂下了车，然后步行往伦敦博物馆方向走去。我们准备去拜访捷安特自行车店的老板，他邀请我们过去，慷慨的让马修挑选一架自行车，在即将到来的100公里慈善骑行活动里使用。现在为止马修只有架二手自行车，这个破车对他来说有点太大了。马修说这个旧车在下坡时刹车有点问题，这让我很担心，现在是时候换一辆符合他的尺寸，可以安全行驶的自行车了。
在往自行车店的路上，我和马修谈起最近在一篇古老的哲学文章里看到的思想实验：
“是关于一个传送器，它可以扫描你的身体，”我说。“你身体结构的每个细节，包括你大脑的状态，大脑里的电化学模式都被扫描仪记录下来。一旦扫描完成，机器就会把你的身体销毁。然后它会把你的所有信息传送到火星，那边的机器可以制作出一个完美的复制品，和在地球上的你一模一样。”
“经典的科幻小说题材，”马修微笑着说。
“这个思想实验的本意是讨论同一性的问题。在火星上的那个人——”
“是同一个人，”马修打断了我。
“和地球上的是同一个？”
“当然。”
马修的观点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但使我吃惊的是他对此确定无疑的态度，丝毫没有犹豫。
“假如你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说，“你就得承认是同一个人。就像是你的电脑，晚上回家前你把它关机了，第二天你重新打开它，里头所有的软件都还保持原样。只要机制没变，那么一切仍会正常运行。”
“假如这个机器出了点小毛病，”我说，“它又继续制造出了一个你的复制品，我们应当给予这个新的副本什么权利呢？”
“他是完全的另一个人，”马修脱口而出，“拥有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的权利。”
“就像是你突然有了个双胞胎兄弟一样。”
“确实。”他点点头。“更有趣的问题在于，”他接着说道，“假如火星上的传送器在完成你的重建之前，地球那头把你的备份数据删除了，这算是谋杀吗？”
“当然不算，”我说。“假设随后那个人被重建出来了？”
“是的。假如你已经被重建出来了，那删除备份数据就不算谋杀，”马修说，“但假如在重建你之前先删除了数据，那这就是谋杀。”
“传送器公司对你的数据有权利吗？”我问。“就像是你把照片上传到 Facebook？”
“有，但仅限于传输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获得这种权利，因为那时你并不存在。”
“但他们也有责任根据你的最大利益来做出行动，”我说，“比如尽可能快的让你重新存在。”
“是的，”马修说，“一旦你被重新创造出来，那些权利就回到了你的手里。”
马修把自己看做唯物主义者——他们主张只有物质存在，心灵不过是表象(epiphenomenon)，一个机器中的幽灵。在他眼里，我关于身体和心灵是硬币两面的主张是明确的二元论。在我把心灵看做是身体固有，并且密不可分的地方，马修看到的是软件：它们美好却短暂的活动，只存在于“运行”的刹那，心灵是抽象的，不断被替代、覆盖。
马修的疾病早期症状是重影，这是由于他脑室中的囊肿对视觉神经的不断挤压。那时他以为是自己工作的太辛苦了，于是减少待在屏幕前的时间，让眼睛休息一下。随着重影的恶化，他只能尝试闭着一只眼睛。最终，情况变得十分严重，他几乎看不清屏幕上的代码行了。
马修不记得自己是如被被送到医院的，也不记得他妹妹与医生间的谈话内容。他失去了和周围世界的连接，自我退却到了其它位置。马修的妹妹在签下同意书之前或许仔细读过其中列出的风险：死亡、中风、永久伤残。但在手术室里，谁都没能预料到，医生并非是在拯救马修的生命——准确的说，并非在保留他已建立的自我，而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人，在马修原有的身体里替换进一个不完全的复制品。
我们到了自行车店，经理带我们下楼，给马修展示为他挑选的自行车，并让店员为马修量体裁衣。当我们准备打包的时候，马修皱起眉头，“我是穿着夹克来的吗？”
他翻找了自己的背包，然后我们又仔细检查了刚才试车时的地板，一无所获，于是我们收拾好东西，赶回刚才的公交车站。还是没有找到。
“没关系，”马修说，“当你有缺陷时，就会让自己不要对这些小事过度忧虑。”
我觉得是我的责任。在公交车上，我看着他脱下夹克，把它绑在背包上，那个令人绝望的绳结。马修说他穿夹克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但行为或许比原因更重要。行事需要理由，即使马修不知道理由具体是什么。
Headway 机构里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不脱掉夹克或是放下自己的背包，因为他们明白，放下就意味着遗失。即使在夏季，这里也满是穿着夹克、背着包的人。比如说来自瓜德罗普的琳达，她是在开车的时候陷入昏迷的，鲜血从她的耳朵里流出。她说自中风以来，她变得挑剔，沉迷于整洁。她从不让自己的背包离开视线，也不让别人碰它，它在桌子旁有自己的座位，“上帝不允许你把它放在地上。”还有斯图尔特，他过去喜欢喝酒。有天他被人发现躺在街道上，他回忆说，自己醒来时候发现双腿打着石膏。和许多幸存者一样，事故的那一刻就像是迷失在薄雾中的岛屿，是记忆中永远无法填满的空隙。现在他住在保障公寓里，依然不时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或是将要发生某些可怕的事情。他的房间墙上满是贴纸——生活和爱好的提示，还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别忘了你的背包。”
这些我与之交往的人都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那些常人无法舍弃的，离我们很近以至经常被忽视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牢牢的抓住那些还在手里的。
2016 年 11 月 28 日
在夜空下，马修和我从医院往东走。身后淡黄色的灯光为我们照亮前面的路，有点冷，马修穿着黑色夹克。不是原来的——他丢在公交车上的那件，后来我在网上给他重新订购了一件夹克，看起来似乎和原来的一样。我不知道马修是否还记得，原来那件夹克被他弄丢了，他很可能已经忘了。现在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
我们刚从关于马修脑部囊肿的咨询会诊出来，根据他每6个月一次的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我们得知马修脑部的囊肿正在重新生长。直到最近，医生给出的建议都是忽略它。但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由于种种让人困惑的发展进程，这个建议已不再适用了。
我们刚才会见的医生提议用手术移除这个囊肿，这次手术和先前对马修的脑部造成损伤的那个手术非常类似。在会议里，那位医生看起来似乎很自信，他认为这次手术不会对马修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然而，他的意见与我们从另一位医生那里了解到的相互矛盾——那位医生认为继续移除囊肿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或许会加深马修现在的神经障碍和认知损伤。那位医生觉得不该去动那个囊肿，而是应该对马修做脑室外引流——将一对导管插入脑内，把脑脊液从脑室排到腹部。这个手术，他说，即使囊肿继续生长，也能够抑制它带来的损伤。
两位医生都认为应该做些什么，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干预。但他们似乎无法统一意见，甚至做不到相互谈论各自的方法。我看到这些神经医师和许多其他的专家一样，倾向基于自己擅长的一面，而非对患者来说最好的一面来给出建议。看来我应该从那些并非精通于某个外科技艺，而是能从马修的福祉出发的人那儿获得一些建议。
我认为那个人应该是位神经学家。神经学家们有关于大脑的详尽理解，但并不执行这类手术，我想，他们或许能为马修给出公正的建议。但在过去这一年里，我们只见过一位神经学家，他关于马修的困境也是模棱两可，“是否要做手术，这是个好问题,”他对我们这样说。“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处于精妙的平衡状态。”
站在街道上，我问马修他怎么想。马修屏住呼吸，“反正无论哪种方式，我都会搞砸，”他说，“但必须得把囊肿弄出来。”
我不太明白马修的意思。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念叨着这个论断，就好像它是无法避免的引力一样。马修觉得移除囊肿就能治好他的肥胖和记忆障碍，甚至连他的忧郁和自杀倾向也会一并消失。所有专家都已经否决了这些可能性。咨询师明确的表明，肥胖和记忆问题是最初那场手术失败带来的，无法逆转的后果。并且，囊肿对他的想法或情绪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低谷来源于脂肪和脑脊液，与神经细胞无关。它生长在马修大脑中部小脑室的上方，不会干扰周围的神经组织。医生们无法改变这一切。但马修无视这些意见，坚持抱有完全治愈的想法。
“必须得把囊肿弄出来。”
这是个我无法仔细思考的领域。移除囊肿的想法吓坏了我，我开始感觉到无助。马修和我的距离开始变得遥远，远到我们好像从未相遇。就好像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存在于不同的世界。
2017 年 2 月 8 日
现在是晚上，我和马修的姐姐一起坐在病房外里等待马修手术归来。灯光很暗，护士们在轻声交谈。早上天刚亮时我就来了，医生用记号笔在马修的额头上画了一个箭头，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待了一会之后先回家了，下午的时候，马修的姐姐发短信告诉我马修就快进手术室了。我回到医院，祝他好运，然后看着他被推进手术室，消失在我视线里。我再次回家去，吃了点东西，躺进浴缸让自己漂浮在水中。
我们仍在静静的等待，我不知道马修的姐姐现在正想些什么。或许她和马修一样，期待一个完全的康复。而我则是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一个完全不同的马修——一个全新的，并非他自己或是任何其他人选择的马修。
在胶状囊肿移除手术中，最容易受到损伤的是囊肿所在空腔的周围组织——它的上方是脑穹窿，下方是乳状体。这些组织扮演了记忆形成的关键角色，假如它们受到损伤，就像2005年的那场手术一样，马修最近的记忆就会消失。那时，当马修在术后醒来，会困惑自己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
假如意外真的发生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2018 年 7 月 30 日
如果你和马修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那你就会认为物质是世界的中心——人是机器，仅此而已。如果有合适的技术，我们就能提取出某人的所有信息，然后将他完整无误重建出来。在此观点下，心灵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你揭开物质的外表，然后会发现在它下面什么也没有，没有灵魂，也没有最终的“自我”。
这正是传送器思想实验的提出者，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所信奉的，没有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自我”，人只是由松散的，相互关联的现象拼凑而成，这些现象并非必须，也非持久不变。“人格的同一性，”帕菲特在《理与人》中写道，“并不重要。”
对帕菲特来说，这个传送器——用一个复制品取代原来的人——并非是科幻构想，它时刻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假如复制品是完美的，那也就不存在传送过程中的丢失。认为复制品丢失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于是不应将其等同于原来的那个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并且，我们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无法维持自身的同一性。“日常生活，”帕菲特写道，“和把个人摧毁，然后将其用复制品替代一样糟糕。”
在这个观点下，神经外科手术对人造成的改变，相比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是更强烈一些罢了。我们都处于流变之中，摧毁与重建发生在每一片刻。大型手术只是对我们日常传送的干预，它介入其中，调整复制品的同一性外表，帮助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变化。
我不理解马修为什么愿意冒着风险接受囊肿移除手术，而不是选择其它更安全的替代疗法。他列出一堆理由，但没一个是站得住脚的。由于担忧马修的安危，我反驳了他的这些理由，最终，他向我坦白了：“我害怕这个囊肿。”马修固然担心手术意外，就像前一次那样，永久的改变他的人生，但他更害怕的是与囊肿一起的生活。
如果马修是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或许他就不必担心这一切——关于应该选择哪个手术，关于治疗伴随的风险，或者这个囊肿本身。但唯物主义——我们不过是机器的信念——是难以实践的。显然，帕菲特在提出他的理论之后肯定松了口气。“作为一个人”变得无关紧要，他总结道，意味着对自身遭遇的更少关注。帕菲特的理论曾受到一些精神障碍患者的故事启发，这些病人们因为脑部手术而改变了人格。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与这些病人们有过交流，或者他是否曾面临过与马修类似的抉择。如果有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害怕的。面对脑外科手术，就连最激进的唯物主义者也会犹豫：真的不会失去任何重要的东西吗？
我记得那个夜晚，窗户透出灯光，手术室就像是漂浮在街道之上。我记得活动病床出现在走廊尽头，静静的向我们招手。我记得自己向病房走去，穿过光亮的地板，然后看到躺在白色床单上的马修。他还带着氧气面罩，声音由于身体脱水有些变化。我想，他大概刚从麻醉中醒来不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注视着马修，他突然显得那么真实，他的身影仿佛充满了无名的能量。他清了清喉咙，向我们转过身来，用手整理连在心电仪上的线，每一个动作都好像隐含着某种意义。不知怎么，我似乎能在自己胸口感受到他的呼吸，我们再次相遇了，从遥远的距离，终于在此刻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