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非洲为何政变频发
概要：
最近发生在非洲的政变事件各有不同，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加蓬的政变突显了不同地区政变努力的差异，历史、外部干预、经济和军队政治化等因素都起到了作用。政变的发生并不总是坏事，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是一个例外，它导致了真正持久和竞争的民主。而最近的政变事件是民主转型向非民主化的一部分，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在这个背景下，了解政变的模式和动态变得非常重要。政变的发生与国家的历史、外部干预、经济和安全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此外，外国援助在没有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投资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民主失败。在分裂的社会中，建立民间组织和谈判机制变得更加困难，这使得对抗军事统治变得更加困难。
非洲最近发生政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尽管许多政变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加蓬的情况并不完全符合西非其他最近政变的模式；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等地受到伊斯兰恐怖主义困扰的严重安全威胁不同，加蓬没有安全上的理由来进行政变。然而，将军布里斯·克洛泰尔·奥利吉·恩格马利利用了邦戈家族的腐败和有争议的选举结果，宣布64岁的阿里·邦戈再次获胜。邦戈家族及其亲密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从加蓬的石油财富中获利，但根据鲍威尔和塞恩的研究，从1950年到2022年1月，共发生了486次政变企图，其中242次成功。
发生最多政变企图的地区是非洲，共有214次企图，其中106次成功。这些地区成为冷战时期影响力争夺的代理战场，利用了不稳定局势，并代表了对何种治理和经济体系更优越的真正斗争。
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政变，但也许最大的预测因素是先例-在任何给定国家是否发生过政变企图？无论企图是否成功，任何形式的先例都表明至少有可能尝试，而且其他政变条件的指标也存在。“如果在过去三年内发生过政变企图，控制了一系列不同因素，各种研究表明，你在当前年份发生政变的概率在25%到40%之间，这在考虑到这些事件本身的罕见程度时是非常高的，”中佛罗里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鲍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也可能激励其他可能面临类似挑战或背景的国家的政变策划者，例如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面临伊斯兰叛乱的困扰。在“政府可能受到军方压力的情况下，政变企图可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目的是保护泰国君主制的权力，从而阻止进步的民主发展，并威胁到建制派对权力和资源的获取。
即使加蓬的军政府实施了民主统治，这也不等同于民主，正如其他政变后的政府所显示的那样。
在津巴布韦，执政的ZANU-PF党刚刚赢得了全国选举，并使姆南加古瓦连任第二个任期，很难说举行选举意味着该国实际上是基于民主规范运作的，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和战略传播项目负责人约瑟夫·西格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那里真的没有伪装”，没有由强大的选举机构进行的竞争性选举。“他们只是在走过场。”
但是，对于提供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民主的西方和国际机构来说，这通常足够了，鲍威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以及美国等西方大国“变得更加容忍任何形式的政变后选举，只要你举行选举，”他说。“只要赢得选举的人穿着西装而不是军装，这就足以解除制裁”，援助将重新流向相关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政变后从不发生民主化；尼日尔和马里实际上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但这通常是“偶然发生的”，鲍威尔告诉Vox。“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特意不想要民主，但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社会压力、国际压力等等，军方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情况中，他们基本上不得不退让，允许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接管。”
然而，有一个显著的例外，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葡萄牙；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该国长期存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就是现在所称的康乃馨革命。在那种情况下，军事政变导致了一个真正持久和竞争的民主政体，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人们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浪潮”，鲍威尔说。
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积极的，回顾起来很容易浪漫化。但在“持续革命进程”期间，该国发生了其他政变企图，左右翼暴力导致数百人死亡，大量难民从葡萄牙的殖民地返回该国，经济剧变。
最近的政变是民主转型的一部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非民主权力变更形式各不相同，也不总是像军事政变那样。
虽然在20世纪拉丁美洲发生了许多军事政变，但权力夺取或权力企图更有可能采取自我政变的形式，就像秘鲁的民粹主义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去年所企图的那样。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拉索在今年5月解散国民议会时也被指控发动了自我政变，这在该国宪法允许。然而，拉索没有参加最近的选举。
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也利用民主制度来紧握权力；尽管他多次连任，但这些选举无法真正称为自由和公正，他继续削弱国内的机构和反对派。
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将政变和其他非民主权力变更视为全球民主转向的一部分是有用的，特别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威权政府之间的大国斗争的背景下。
“在西撒哈拉地区，西方和俄罗斯集团之间的影响力争夺，尤其是瓦格纳集团在那里自由行动，存在着真正的紧张关系，”系统和平中心主任蒙蒂·马歇尔表示。“在这些情境下，军事反应是唯一可能有效管理局势的方式。而且，平民很难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军方站在他们这一边，以控制局势。”
特别是在经济和安全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本土经济，维持民主是困难的，因为它是昂贵的。如果没有资源来维持不仅政府和专业化军队，还要建立国家机构并将人们融入可持续经济中，政治局势将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在没有对一个国家的机构进行持续全面投资的情况下提供外国援助，尤其是当威权政权愿意介入时，这就是民主失败的一个因素。
此外，在极化的社会中，建立劳工或公民组织等民间机构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机构具有抵制军事统治的能力，并与政府协商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这些政变情况或武装冲突爆发的风险在人口强烈分裂的情况下最高，”马歇尔说。“我们称之为极化-这在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流行词。但极化是社会解体的症状，对于民主运作，你需要社会完全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