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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篮球而斗争的索马里女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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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训练结束后，她和其他五个队友离开球场前往霍丹区——摩加迪沙的知名危险区域，枪击案与恐怖袭击的多发地区。阿伊莎正在与母亲通电话，妈妈让她回家时捎点牛奶与食用油。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她们身边，司机问她们需不需要载她们一程——这种事情倒是在索马里很常见。阿伊莎并不认识这个男人，他留着一脸大胡子，穿着白色的盖弥斯(qamis，意为无领衬衫)及亚麻布长袍。其中一名女孩叫他在半路放下自己，阿伊莎则和其他女孩挤进了后座。
几分钟后，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转过头来告诉女孩儿们他知道她们是谁，她们在干什么，以及关于她们的一切；他说出了她们居住的街区名称。阿伊莎觉得背后发凉，恐惧正在她的周身蔓延。“我知道你们都在打篮球，”他说。女孩们急忙摇头，否认她们曾经参加过运动。“我一直在看着你们打球，”他说，“你们所有的人。”
男人的手机响了，他下了车去接电话，锁住了身后的车。惊慌的女孩们不停地拍打着车门，但却无济于事。这时男人回来了，摇下了窗户，以便说话时能看着她们。但这时阿伊莎动了，她冲向了开着的车窗，拼命挤出了车外，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她拼命地在周围寻找着，找到并举起了一块大石头。
她告诉那个男人，如果他不让她们离开的话，就砸碎他的挡风玻璃。“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当时不能什么也不干，”她告诉我，“如果我们害怕到什么也干不了，这家伙会杀了我们所有人的。”那个男人说：“现在你想毁了我的车？好吧，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冷静下来。”他打开了车门，女孩儿们急忙下了车。
阿伊莎另雇了一辆tuk-tuk，她们急忙上车离开，她们坐得非常近，身体互相紧贴以获得安全感。回家的路上，她们报警称有个“青年党”的极端分子试图伤害她们，除此以外阿伊莎从未告诉过别人这件事。“假如我家人知道了的话，他们一定不会允许我继续打球的。”她说，说不定她父母会把她送去住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姨那里，或者更糟——把她锁在家里。
许多运动员跟教练都认为政府官方不注重索马里体育的发展，对女性运动员的帮助与关注也远远不够。男性俱乐部球队拥有正式的队服与赛程，以及科学的训练，还有宽阔的训练场地，这些都是女性球队不曾拥有过的。男子国家队曾周游整个非洲参加比赛，而女子国家队在2011年前去卡塔尔参加泛阿拉伯运动会之前根本没有踏出过索马里的国门，这场锦标赛她们在二十二个国家之间名列第四。而且这是二十五年前的内战爆发之后，索马里女子运动员唯一一次参加过的综合性大型运动会。
索马里奥委会□□迪朗·艾哈迈德·法拉赫认为，主要问题是找到(对于女性运动员)安全的场地。“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降低风险，”他告诉我。“由于文化的原因，在这里女性在户外进行运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男孩子可以在大街上踢足球，但是如果女孩子也在户外踢球的话，情况可能会有些不妙。”
战后的摩加迪沙只有两座体育馆还能使用；非洲联盟的士兵征用了较大的摩加迪沙体育场作为其在索马里的军事基地。但是索马里人还是能够找到方法在街道上运动，在空地上、沙滩上以及室外球场上，到处都能看见正在锻炼的人。
索马里国家体育部指责了“青年党”对于体育活动产生的逐渐扩散的不利影响。“家庭对女孩子施加了过多的压力，”体育部副部长奥斯曼·亚丁·杜博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以前女孩们可以随意玩耍，穿她们喜欢穿的衣服，她们有自己的锻炼设施，也有自己的财产。但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她们甚至可能失去她们的教练，这真是个糟糕的时代。”我询问了杜博副部长以及一位工作人员国家女子篮球队的下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他们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女孩们面对着诸多限制：她们与男子球队共用为数不多的球场，显然男子球队还拥有着优先使用权，拥有执业资格的女子裁判的缺乏也导致比赛举办的难度增加。
当我问到如何削弱甚至消除索马里女性参与运动的困难之时，政府官员的回答是国家有着更重要的事去处理，例如教育与国民健康问题。
不久之后，我见到了那所男女国家队共用的篮球协会的运营者——阿卜杜勒卡迪尔·莫林先生。我们在靠山崖滨海道路上的威士体育场见了面，这里是当地家庭聚会的热门地点，当浪花打碎在防波堤上时，人们便一个鱼跃跳入蔚蓝的大海。
坐在混凝土看台上，我见到了莫林先生，他身材矮胖，留着黑白相间的胡子，见面后他一直尝试着向我解释为什么女性运动员的赛事这么少，他告诉我篮球基地的工作人员都是些没有工资的志愿者，他们还得去找赞助商筹集球队的出行费用，所有的资金都用在男性运动员身上只是一个“假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耸耸肩，“现在根本没有资源！”他突然变得激动了起来，并将矛头转向了美国，“你们又有几个女总统？嗯？”他问道。
O.F.C.球队的教练穆尔基·努尔是个安静谦逊的好人，但她宽松无色的罩袍遮挡不住她出众的身高与强壮的体格。当她在训练中演示如何争抢篮板时，整个人显得十分有权威。八十年代时，努尔在索马里女子篮球国家队建队初期时边已经开始为其效力。“我的梦想就是去全世界打篮球，”她跟我谈起梦想的时候，整个人似乎都在发光，“我热爱篮球，我也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内战期间，努尔仍然坚持教导着那些女孩子打篮球，直到她收到了死亡威胁。“我当时遭到了激进分子的追捕，”她说，“当时国内治安水平十分糟糕，他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抓到我。”她逃离了索马里，留下丈夫独自照顾他们的五对子女。她在偷渡逃往苏丹的路上被发现，最终被遣返回家，不过她仍然选择了继续执教篮球。“我相信女性终将获得自由，她们应该享有所有她们应得的自由。”
2015年时，联赛的几位女子选手曾有机会参加于阿联酋举办的篮球锦标赛，但因篮协阻挠未能成行。莫林告诉我是因为持有索马里护照出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当然主要是因为没钱。“篮协中有人想改善女子篮球的现状，”阿伊莎告诉我，“但其他人不想，他们只想让我们自己玩自己的，别给他们找麻烦。”她曾参加过一项促进妇女运动权利的活动，但篮协官员却因为她没有事先通知他们而对她处以禁赛的处罚，不过最终她设法使处罚作废了。
阿伊莎正在寻找其他的方法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摩加迪沙当地的无线电台正在举办一档年轻人的歌唱比赛，阿伊莎打算参加，并献唱一首讲述索马里故事的歌曲。她母亲显得很不乐意，但她也对女儿的顽固束手无策。
阿伊莎最近还在旅馆举办了一场派对，却被当局定性为夜间非法集会。她跟朋友们喝醉了，和着美国与索马里的流行音乐跳舞，她还挽着自己的男朋友。这种举动很危险——激进份子有时会针对这种集会发动爆炸袭击——但是阿伊莎总能找到方法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冲突也意味着机遇，”索马里女权专家，加拿大籍索马里裔学者舒克瑞亚·迪尼说，“女性的确失去了很多权益，但同时这也使得她们变得极富有创造性，她们的确在灾祸之中学会了一些东西。冲突阉割了男性权威，也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出现变化。女性开始承担新的责任，扮演新的角色，大约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索马里家庭日常生活严重依赖女性的收入，这在潜移默化之间会使女性成为家庭里主要的决策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伊莎与亲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她最近告诉她的姐夫，她的母亲除了打篮球之外，内战以前的时候还会穿着泳衣游泳。“以前女性出门是不需要戴罩袍的，以前国际上对索马里的看法就是索马里人会穿得很少，阻止我们打球的并不是伊斯兰教。”
阿伊莎认为笃信宗教对索马里人是件好事，但是她不认同那些试图操控女性着装的做法。“这应该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强迫或是由别人来告诉她们该穿什么。”
但是阿伊莎并不能让生活中的所有事都服从她的意志。2016年四月的一个下午，她在大学主修工程专业的哥哥阿卜迪下课准备回家，那天太阳很大，很热，像是那种会让你感到疲惫不堪的天气。阿卜迪在一家药店门口停了下来，为他患有糖尿病的母亲买药，附近有两名男子发生了口角，随即冲突升级，发展成了枪战，阿卜迪被流弹击中，不治身亡。阿伊莎十分悲痛：阿卜迪是她所有兄弟姐妹中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他了解阿伊莎的情绪与脾气，也是整个家族关系的润滑剂。“他总是那么欢乐，”阿伊莎说，“他一直支持着我，维护着我。”当我告诉她对此我感到很难过时，她只是耸了耸肩，表示抱有过多的期待本身便是一件蠢事，“这就是生活，没人能永远活着。”
尽管阿伊莎爱着她的祖国索马里，但她还是一直想离开这里。她的许多朋友与队友都通过利比亚移民到了欧洲。“我想离开这个国家，”她告诉我，就算这意味着她要坐在一艘拥挤且十分摇晃的船上，在海上赌一把自己的运气。“这里很不安全，任何不幸都可能发生在你头上。”现在，她将继续自己的篮球生涯。“我不能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她说，“软弱会使你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我要表现得强壮与强硬，我要告诉他们我会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任何他们反对的事情。”
去年晚些时候，阿伊莎听说索马里政府正打算在加洛韦的邦特兰地区举办第一届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那里“青年党”的势力很弱。她无法停止谈论此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子篮球手来参加这项比赛，正在制作关于索马里女子篮球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哈娜·米尔也将随队进行拍摄。但是圣诞节前，一伙被称为索马里宗教委员会的有影响力的阿訇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篮球是“不清真的”，“对信仰有害”。委员会的发言人警告像阿伊莎这样的女孩子们不要向男性们展示她们的“身体与美丽”。在脸书上，阿伊莎称这些阿訇鼓励加洛韦的民众对参加篮球运动的女子处以割喉之刑。
穿着黑黄相间的反光运动服与裤子，阿伊莎带着惊恐的情绪登上了飞机。“我对他们说的话感到害怕，我队友跟我都很怕。”她说。但她此时已被飞行的恐惧转移了注意力，透过云层看着不断倒退的家乡，她降落到了新的城市——博萨索，这座城市的氛围并不像摩加迪沙那样紧张与疯狂。球队全员登上了一辆的面包车，开往远在三百英里外的加洛韦，姑娘们唱着索马里流行歌曲，把手伸出了窗外，对着过路的行人大喊大叫。
在酒店里，姑娘们遇见了她们的对手。“感觉真的超赞，我之前都不知道她们的存在。”这儿有一个漂亮的宽阔球场，房顶是淡绿色的，整个球场专供她们使用，无论白天黑夜，接下来的一周，她们都将在这里训练。
宗教领袖们曾说过，球员们都是裸体的，这是有罪的，所以女孩们决定表现出她们可以虔诚地接受那些阿訇的条条款款，同时也要表现出自己挑衅的态度。她们打球的时候穿上罩袍，别的地方则是往常穿的长裤与球衫，虽然这样既热又不舒服，但阿伊莎认为如果穿上罩袍可以让她们在这如此重要的时刻更安全一点的话，她愿意妥协——仅这一次。
体育场的入口被安保人员重重把守，每个进入者都要搜身，但看台上的气氛十分欢乐。观众大多是女性：年轻的、年老的、抱着孩子的、穿着五彩斑斓的罩袍的。这是大多数观众第一次看到篮球比赛，她们也不选择去支持哪支球队，她们为所有参赛的队伍加油。有一位老妇人一直欢呼，直至她声音嘶哑。上半场结束后，观众们直接冲进了球场，她们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了。
赛事期间的每个夜晚，阿伊莎都与队友们聚集在旅馆房间里高唱流行歌曲，在床上蹦来蹦去乱吼乱叫，保持自己兴奋的状态。在一系列高强度的比赛，阿伊莎的球队夺得了第二名的成绩。阿伊莎对于自己的技术越来越有自信了，她想转会去Horseed——联盟中最强的一支球队。参加比赛给了她一种很纯粹的感觉：终于有一次，她可以不用去考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邻居，自己的男友，也不用再考虑他们对于自己决定的看法。
她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她决定要尽可能久地抓住这种感觉。
本文译自 NEW YORKER，由 Tommygun977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