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
医生教你如何应对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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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ilda Bastian成为一名健康研究员之前，Bastian对医疗机构持有怀疑态度。80年代时，作为Homebirth Australia的代表，她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并在节目上呼吁产妇在家生产而不是在医院。然而在澳大利亚，在家出生的婴儿死亡率比在医院出生更高。这件事对她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如今Bastian致力于用健康研究帮助人们和如何对抗谣言。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她和许多医生已经具备了对抗谣言的工具和技术。
第一课：花时间解释你的观点，而不是仅仅阐述你的观点和为什么对方是错的
80年代，Bastian在参加分娩教育研讨会时，认识了一位研究人员Judith Lumley。通过Lumley的帮助，Bastian与其他科学家取得了联系，他们给Bastian解释了家庭分娩的实质，帮助她了解家庭分娩的优势和局限性。Bastian在她的博客上提到：
我不会因为有人在一两次的讨论中说服了我而改变自己的想法，要改变它需要更多的时间。科学家们批判无用的研究和争论，他们不期望像我这样的人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是专家。他们只是想提高别人(尤其是群体领袖)的知识水平。
Bastian学会了仅仅指出别人是错的而你是对的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有人跟在她屁股后面大喊他们的观点，Bastian反而会更加坚持自己的看法。
用这种方式说服别人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更有可能成功。要说服别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Bastian在改变自己的立场时受到了死亡威胁，这种骚扰持续了很多年。不是所有的家庭分娩群体都同意她所推行的高标准。
她从疫苗倡导者身上吸取了教训。她说：“疫苗的倡导者在疫苗的作用还没确定时就采取行动，这样做只会让他们的可信度下降。如果你是反对他们的人，你可以指出他们话中的漏洞。”包括疫苗在内的所有医疗手段都有风险和副作用，有时疫苗的倡导者会捏造一些不存在的研究。
Bastian说，“用谎言对抗谎言的效果并不好。这只会制造更多的谎言和极端的人。”相反，花时间解释你的观点，而不是仅仅阐述你的观点和为什么对方是错的，将会更有效。
第二课：确保你的信息是真实可靠并且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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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你的证据展示给别人，你需要找出哪些证据是真实的，然后令其容易理解。在90年代初期开始的循证医学运动为这种做法提供了工具。
当时，医生常常使用单一的或者采樱桃的(刻意选取支持其论点的资料，忽略重要但不支持论点的资料)研究，或者是他们在学校和导师那学到的知识，决定患者的治疗方案。这些不可重现的研究和过时的课程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研究。
因此，一些医生、研究人员和患者自发地组织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找到如何挑选证据的方法，并以此找到最好的研究结果，让医生学习以便临床使用，而不是依靠医生们道听途说的研究或者导师教授他们的方法。
这些研究人员通过考科蓝合作组织(Cochrane Collaboration)建立了高质量的系统性评价资料库，这些评价使用统计学方法整理关于具体问题的所有解决方法，并总结出结论作为证据。这是革命性的进步，系统评价提高了实证对于医疗的重要性。它们令医生能够轻松理解复杂的数据，并且它们经常纠正对重要健康问题的误解。例如，最好是让婴儿趴着睡的建议，事实上这会增加婴儿的死亡率。
但是Bastian作为考科蓝的创始人之一，她很快意识到，如果要提高组织的影响力，他们就必须要和其它群体取得联系。到1999年，她协助了添加“简明摘要”到考科蓝的评价系统中，这些摘要不用专业术语来表达系统评价的结果。例如在怀孕期间补充维生素E的摘要：
研究数据显示补充维生素E不能预防死胎、新生儿死亡、早产、妊娠毒血症、早期破水或前期破水或胎儿发育不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发现维生素E对于预防胎盘早剥的可能作用。没有合理的证据表明，补充维生素E会造成其它重要的益处或危害。
Bastian的目的很明确：“与其指望记者将研究结果准确地总结出新闻稿，不如自己写出摘要并将其加入研究中。”
现在，“简明摘要”是考科蓝数据库中被翻译最多、阅读最多的部分，很多记者和患者都靠这些摘要读懂研究结果。
第三课：从孩子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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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高质量的证据更加令人幸福，并不只有阻止假消息这一种方法。许多人都缺乏对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挪威的研究员Andy Oxman专注于这一问题，在与健康专家、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工作数十年后，他注意到大多数成年人没有时间去学习，而且已经忘记了很多东西。
因此他想了解孩子们是否更愿意学习如何理解证据和观点。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在2000年访问了他10岁的儿子所在的班级。
Oxman说：“我告诉他们，有其他的孩子发现红色的M&Ms让他们感觉很棒，而且可以让他们写字画画的速度更快。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作用，比如肚子会疼，站起来太快会感到头晕。”
他让孩子们判断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他将整个班级分成小组，并给每组一包M&Ms
孩子们很快就想到必须吃不同颜色的M&Ms才能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如果他们能看到M&Ms的颜色，那这个测试就变得不公平。换句话说，他们自己领悟了临床试验中的双盲试验。(受试验的对象及研究人员并不知道哪些对象属于对照组和实验组，避免了试验对象和研究人员的主观偏向影响试验结果)
在讨论如何测试M&Ms的一个小时里，孩子们看上去掌握了测试健康观点的基本方法。
从此，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合作，为小学生制定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书籍、播客。他在乌干达进行了由15000名小学生参与的大规模实验，以测试它们的作用。
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因为结果尚未发布。不过，无论实验成功与否，这都令我们与如何从一开始就防止可疑的说法流行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更近一步。
斯坦福大学教授John Loannidis也在儿童教育中看到了希望，并且同样认为儿童应该拥有批判性思维。他说：“让临床医生去学习循证医学，有时并不奏效。因为他们已经接触过不基于证据的事情，对于公众也一样。所以我们要让人们从小就了解科学和证据的重要性。”他希望看到关于如何查阅和鉴定高质量信息的课程。
第四课：证据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社会流行病学之父Leonard Syme，开辟了重要的健康研究领域。但是他回顾以往时，认为他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因为像他这样的研究人员根本不接触那些他们试图影响的人。
在70年代初，他开始了一项长达10年，耗费5.55亿刀，由35万人参与的实验。实验重点是改变参与者的三种危险因素——高胆固醇、高血压、吸烟。这是科学界已知的增加疾病和死亡风险的因素。
Syme说：“我在这个项目上花了10年时间，结果却是没人改变他们的行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在加州列治文市的一个社区里，另一项实验用不同的措施让人们戒烟。五年后，他们不再吸烟。
Syme做了自我反省。他仔细思考了列治文市的经济中心为何是在二战时期运送食物和弹药的码头上。当战争结束后，这个城市没有工作，陷入贫穷，空气被污染，犯罪率高。
“如果你问那的人们他们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保证他们不觉得吸烟是一件陋习。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是公共卫生专家。”Syme失败的原因是，他并没有接触那些试验对象。
他那时才想到，公共卫生专家需要了解人们生活的环境和背景。
Syme说：“我所学的统计学并不会这样做，它是冷酷的。”或许，正如南佛罗里达大学癌症研究员Benjamin Djulbegovic所说：“证据是必要的，但是不足以决定或改变行为。”
第五课：让谣言传播者承担责任
有时，你不能用研究结果或同情或慷慨的方法改变一个人。有时，高调传播谣言的人需要被追究责任。在这些情况下，试着羞辱他们。
英国的一名外科医生兼作家Ben Goldacre，塑造过很多角色，从马虎的记者到制药企业高管，维生素商人和虚伪的学者。他还说明了排毒足浴、顺势疗法和耳烛的证据和不足。
他说：“嘲笑那些误用科学的人是宣传科学的实用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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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Goldacre
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家Brendan Nyhan同意Goldacre的建议。他表示：“Oprah Winfrey(脱口秀制片人、主持人)应该为她给奥兹博士(Dr.Oz，美国张悟本)提供平台而感到羞耻。让奥兹博士上电视的人应该感到尴尬。我主张羞辱，不仅仅是羞辱那些误导公众的人，还有给予他们平台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