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猛士
寂寞复仇路
三名年轻的阿尔巴尼亚裔美国人加入了科索沃解放军，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两周，他们被南斯拉夫警方逮捕、折磨并杀死。十八年后，这段历史正被淡忘，但是他们的弟弟依旧独自坚持，用正义抚慰兄长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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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下旬，波图奇三兄弟——依里、阿德隆与买买提正护送着一个吉普赛家庭前往塞尔维亚。波图奇兄弟的父母和这家人很熟，完全出于善心才决定把他们护送离开科索沃，而其他许多阿尔巴尼亚族人对吉普赛人毫不信任。
在美塔雷镇外，厄运突然降临。三兄弟由于不小心跨过了一段未标明的国境线，被南斯拉夫边境警察逮捕并拘留两星期。
三兄弟被关押在普罗库普列的一座监狱里，而当他们刑满释放时，监狱门口一辆没有牌照的白色轿车正等着他们，车内的人都身着便装。三兄弟又被载至位于罗马尼亚边境附近的彼得赛洛特警基地。他们没能活着出来。
从此，法托斯·波图奇踏上了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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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里、阿德隆与买买提都在伊利诺伊州出生，因此都是美国公民，而老五法托斯则是1979年，他的父母从美国回到普里兹伦郡(原属前南斯拉夫，现属塞尔维亚)之后出生的。法托斯19岁时，依里、阿德隆与买买提加入了“大西洋旅”。大西洋旅由约400名美国人组成，于1999年4月前往科索沃，为其独立而战斗。
六月中旬，北约进行的大规模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撤出科索沃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北约军队，因此当波图奇三兄弟到达南斯拉夫时，已经无仗可打。尽管如此，他们依然隶属于科索沃解放军。他们被逮捕时，身上带着科索沃解放军的证件与纽约驾照，也许南斯拉夫军方由此推断他们正在从事间谍活动。
三兄弟失踪后几周内，贝尔格莱德的一个人权组织获得了证明三兄弟已经出狱的文件。之后法托斯及其母亲亲自前往普罗库普列调查情况，听说了白色轿车一事。但是要到两年后，三兄弟的最终命运才大白于天下。
2001年7月，彼得赛洛的乱葬岗被发现，里面埋葬着许多科索沃的阿族人尸体，其中就有法托斯的三名兄长。他们被蒙上了眼睛，双手用铁丝绑在背后，头上各中了一枪。一名调查此案件六年的FBI探员称他们的皮肤上有被电击的痕迹，他们也许遭到了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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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法托斯现在在长岛的汉普顿湾开了一家7-11便利店，距离他的哥哥曾居住的地方不远。过世的三兄弟有两个曾经是画家，还有一个是披萨厨师。法托斯的四哥伊利尔没有去科索沃，而是留在美国养家糊口。法托斯说话声音很轻，留着精致的山羊胡。每年他都要放下店里的生意，去一次塞尔维亚，敦促当地的首相、首席战犯检察官、内务大臣和其他高官尽快找到杀死他三位兄长的凶手。
塞尔维亚的战犯检察官与FBI已经合作展开了调查，但是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世界似乎不再关心这宗陈年旧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正在解散，塞尔维亚正忙于与欧盟谈判加入欧盟相关事宜，而美国官方曾经向塞尔维亚政府施加的压力也早已成为历史。
而法托斯绝不放弃。
他在贝尔格莱德约谈的所有官员都劝他保持耐心，总会有结果的。
“当他们和我见面的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脸上有任何难过。哪怕他们内心有一丝过不去，我哥哥的案子就能查清。
“有时候那些部长都不让我问完问题，他们会很快打断我，说我不理解现在是什么情况。”
法托斯寡言少语，但他内心的声音无法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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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清楚对你哥哥施加的战争罪行，你需要的远不只是耐心。”老四伊利尔如是说，虽然他并不多与外界谈论这件事，但是他一直在幕后帮助法托斯调查案件。
“我一直和(美国)政府那帮人以及塞尔维亚官方打交道，他们只会告诉你你想要听到的——敷衍起来太过于容易。”
很明显，凶手只可能是有权限进出彼得赛洛特警基地的寥寥数人中的一个(或几个)。
目前为止，只有两人因此受审：瑟雷坦·波波维奇和米洛斯·斯托亚诺维奇，他们两个人当年驾驶着那辆白色轿车把三兄弟从普罗库普列送到彼得赛洛。他们被指控协助与挑唆战争罪行。他们在2009年和2012年的重审中均被宣判无罪，法院称他们的犯罪情节轻微，而且当时战争已经结束，不能算作战争罪行。
法托斯·波图奇坚信另外一个人才是案件的重点——已退役的将军戈兰·拉多萨夫列维奇，外号“古里”，在阿尔巴尼亚语里意为“石头”。戈兰当时是彼得赛洛特警基地的指挥官，他自称当时不在基地，但是他手下至少有一名职员对他的不在场证明有争议。
戈兰富有权势，他之后担任塞尔维亚的特警队队长，之后特警改名为宪兵。他退休后建立了一个安保公司，专门训练外国部队。现在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商人，也是塞尔维亚进步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塞尔维亚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与总理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都是塞尔维亚进步党党员。
塞尔维亚官方声称波图奇案件难以调查的重要原因是关键证人拒绝作证。法托斯·波图奇则无奈地指出，要让人作证指认电视上站在总理旁边的那个人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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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托斯最近一次去塞尔维亚是在去年秋天。他一直以来看似无限的耐心也正在消磨殆尽。
“美国外交官与塞尔维亚官员谈到这个问题时问道：‘波图奇案件进展如何？’”法托斯回忆道，他认为这表明他不在塞尔维亚时，美国并没有敦促塞尔维亚政府迅速解决案件。
“他们应该说：‘你们杀了我的三位公民！’
“他们时常去拜访总理，总该提到几次我哥哥的案子，而事实是每次都需要我坐十个小时飞机来告诉外交部怎么和塞尔维亚内务部打交道。”
美国外交部拒绝对此事评论。但是在2014年，当时的副使团负责人高登·杜吉德曾指出一系列至今无人为此负责的原因——塞尔维亚的法律体系正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依旧存在很大阻力；一些塞尔维亚人拒绝承认战争中发生的各类事件。
又一个在贝尔格莱德的无眠之夜，法托斯坐在人权法中心(HLC)的办公室里观看了一部关于他兄长案件的纪录片，当时正好在塞尔维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名为《集体失忆(Collective Amnesia)》。
HLC的建立者纳塔萨·康提克年逾古稀，他是一名普通的“人权斗士”，一直以来支持法托斯所作的努力，称他为“寂静中的呐喊”。
但是他有可能成功吗？武契奇总理在2015年曾说这宗案件会“很快结束”。还有人觉得塞尔维亚应该先解决那些更加严重的战犯问题，是否加入欧盟应该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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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图奇的无偿律师——普拉维恩·马德希拉——认为还有希望再进行一次审判，但是不太可能审判“大人物”。
HLC的法律部门负责人米莉察·科斯蒂克称，13年以来，塞尔维亚的战犯审判办公室已经审理了170件案件，其中164件不过是士兵服从上级命令犯下的暴行。
“我们需要一个奇迹。”她说，“希望微乎其微。”
但是法托斯·波图奇希望正义得到伸张。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上天。“正义终将到来。”
图片由马科·里索维奇拍摄。感谢调查报告中心对本文写作作出的贡献。
马修·布鲁瓦瑟
写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
译者注：这篇文章的确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抹黑某些国家的意味)，而激起评论区的政治相关讨论并不是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因此译者对文中的一些表述进行了修改，尽量不让原作者的政治立场影响故事的叙述，但终究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读者不妨把本文看成一个虚构的故事，作为一个没有集体身份的个体，体会另一个个体对于理想中正义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