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科学
有时候指纹也会误导执法
“我始终坚信一句格言：不起眼的事情往往最重要。”夏洛克·福尔摩斯说。这位大侦探拥有无与伦比的逆向推理能力，他在破解各种疑难案情的时候，依靠的往往是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
现代法医学的创建者们正是受到了福尔摩斯的启发。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手段不断的增多更新，这一学科在破案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法医学中仍然有一项极易被人忽略的关键，那就是法医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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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福尔摩斯之后的各种侦探小说试图让我们相信，法医证据都源自精确的逻辑推导，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证据往往受制于科学家的个人观点，而非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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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会发现，法医的推理往往都具有主观性，所以这些证据往往都会受制于法医们的个人观点，而非客观事实。
2009年的12月，Donald Gates出狱，并且拿着75美元和一张去往俄亥俄州的汽车票。虽然他当初并未认罪，但仍然因为□□和谋杀罪入狱28年。而当他出狱后，焦点开始转向当初把他送进监狱的法医技术：显微镜毛发分析。
毛发是刑事犯罪中最常见的证据之一。在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法医经常通过毛发之间的差异，判断犯罪现场找到的毛发是否与犯罪嫌疑人的毛发相吻合——就像Donald Gates。
当他1982年接受审判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名叫Michael Malone的法医出庭指证，谋杀案受害人、乔治敦大学学生Catherine Schilling身上找到的毛发与Donald Gates的毛发吻合。他还说到，这些毛发和他人相同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这份证据非常的有利，尤其是证人是法医的时候。”Peter Neufeld说。他是Innocence Project的创始人，这家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专门利用DNA证据推翻错误的判决。
然而，毛发分析并非绝对的客观；我可能认为两份毛发完全相同，但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即使都认为两份毛发吻合，也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人与别人拥有近乎相同的毛发。“如果有人说可能性是万分之一，那完全是在骗人。”Neufeld说，“根本没有数据支撑这种言论。”
当DNA测试表明死者身上的毛发并不属于Donald Gates后，他终于被澄清了。此后又有两起相似的冤案得以洗清。正因如此，FBI正在评估成千上万起可能因为如此而误判的案件。最近他们宣布，在他们已经评估的268起受审案件中，96%都受到不够严谨的科学证据或者其他错误的影响。在这些案件中，有33名嫌疑人被判死刑，其中9人已被执行判决。
虽然FBI的评估未必会推翻判决，但这表明他们的确需要认真的审查案件。参与这些案件评估的律师必须找出法院还获得了哪些证据。如果这些案件是以错误的毛发分析做为证据，那么案件就有可能会被重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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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指纹分析等可信的证据也并非可信。研究表明，同一名指纹专家在不同的案件下，也有可能对相同的指纹得出不同的结论。
以这些发现作为一定的事实基础，美国国家科学院2009年发布了一份法医学现状报告。作为对一系列实验室丑闻和司法误判的回应，这份报告的结论令人震惊。“以错误的法医学分析为基础的证据可能导致无辜的人被冤枉。”该报告写道，“从很多方面来看，法医们既无法确定方法的有效性，也无法确保结论的准确性。”
这份报告不仅给美国的法医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应该引起全世界法医界的警惕。“它暴露出我们使用的许多方法存在严重科学缺陷。”苏格兰邓迪大学法医学Nic Daeid教授说。
在各种法医证据中，DNA是最为客观的，在科学上也是十分的严谨，所以DNA成为了法医验证的标杆。
2010年，当我还在《新科学家》杂志担任记者时，便与伦敦大学学院的Itiel Dror和美国爱达荷州博伊斯州立大学的Greg Hampikian一起研究过DNA的客观性。
我们从美国乔治亚州的一起真实的轮奸案中拿到了DNA证据，并将其交给17位经验丰富的法医，他们都来自同一家著名的的美国政府实验机构。
在最初的案件中，乔治亚州调查局的两名法医根据DNA显示，认为最终被判有罪的Kerry Robinso不能从犯罪现场的DNA样本中排除。但当这份证据展现这17名法医面前时，他们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只有1名法医认为Robinso“不能被排除”，4名认为证据不确定，而剩下的12人则认为可以排除。
然而，不能仅仅因为法医学包含法医们的主观成分就否认它的价值。这门科学仍然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线索，帮助执法人员寻找罪犯。“主观性并不是个负面词汇。”Dror说，“这并不意味着证据不可靠，但的确存在偏见，也有可能受到其他信息的影响。”
我们需要采取一些额外措施，避免法医的判断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第一步就是确保他们不会得到那些能够干扰到他们的信息，例如，不让他们知道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出现过，或者不让他们知道犯罪嫌疑人有过相似的前科。“在必要的时候，应该为其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信息。但不要为其提供与工作无关的额外信息，否则就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感觉和判断。”Dror说。
在美国，这种措施已经开始落实：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法医学全国委员会，其目的是加强这一领域的客观性，并着眼于认知偏差等因素。但倘若要帮助法医学重新树立已然受损的声誉，则还需要其他措施。
谈到推导和证明过程，我们仍然要向福尔摩斯好好学习。福尔摩斯曾经说过：“剔除其他因素，剩下的必定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