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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观光：中国乡村的送礼习俗有些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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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对王薇来说可谓大事连连。这周三她有两个婚礼要去参加，周六又有俩葬礼。每场都少不了大宴席，而且按照习俗每场都要送上礼金。十年前这还不是个大负担，四场宴席大概一共送个四五十元。再早十年，送点自家地里种的大米或玉米就行了。
到现在，这压力可是杠杠的。在中国农村，送礼成本的增幅大大超过了收入的增长。这周王薇的送礼花销合计350元，相当于她一个月的收入。这开朗友善的41岁女士告诉我们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给家里添些基本电器的。买个热水器就很好，她说，这样她老公、公婆和两个未成年孩子就不用烧水洗澡了。能添个冰箱的话就更好了。但这些都太奢侈了。大场合上送礼是亿万中国农民不可逃避、而且越来越艰巨的负担。
中国城市里的送礼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前年，习总领导下的党大力治理公款宴请——这些不体面消费背后的贿赂，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中国农村以及小城镇的宴请文化则是个更伤脑筋的问题：如果说铺张浪费的公务消费是社会不平等的一大标志，它至少还算不上是造成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婚礼、葬礼、寿宴上的送礼习俗，则大大推进了实际的不平等。
重大场合的礼尚往来是中国乡村尚已存在数个世纪的习俗。这一习俗不仅在毛的政治斗争中安然留存，而且还越发彰显其重要性。UCLA的人类学家阎云翔认为，毛打击以宗族为基础的权力体系，使人们以送礼维系的朋友网得以拓展，而在后毛时期即改革开放后，这些网络演化成了一些村外的联系，或曰“关系”。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大的送礼关系网(以及送礼要比之前收受的礼金更多的义务)促成了送礼成本迅速上升的增长螺旋，这对穷人来说是毁灭性的。
一项对偏穷的西南省份贵州的学术研究表明，从2005年到2009年，被调查的三个村，平均礼金数额年增长18-45%，10%的年收入增长与之相形见绌。礼金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翻了一倍有余(从8%涨到17%)，而食品消费在收入中占比下降了，从48%掉到42%。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陈希(音)认为，贫穷的孕妇通过减少食品开支来追赶礼金的增长，将对孕期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社会模式并未将收入包含在内，而遵守这一惯例也并不只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这么简单。贫困的农民即便没有支付能力也要硬着头皮送礼，阎云翔说，因为“人情”有着很高的优先级。
不履行回礼义务或者不尊重邀请方感受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因而会被视作违反了人情道德”他说。
“人情”所致的负担是一项沉重的公共包袱，因为送礼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典型的宴会里，宾客在收礼台前排队送红包，收礼台会有人记录送礼人姓名与金额。无论你收入如何少，你的礼金都应该达到大家普遍赠予的数额。而如果你跟主人关系近，无论你收入多少，都应该给得比别人多。
细致的记帐系统促使人们与之前的礼金进行对比，这一过程保证了现行标准的不断推高。任何人新的收入来源——外出务工家属的汇款、政府征用土地的补偿或者种植获利丰厚的烟草(就像王女士的一些邻居一样)——都会增加所有人的义务。
反观宴会主持的一方，却并非必然因此获利：陈的研究表明举办宴会的开销也有所增加。宴会的支出甚至可能是收入礼金的好几倍。尽管如此，一些宴会还是有利可图的。相比过去，越是大的城镇，宴会举办得就更加频繁，宾客也多得多。举办的名目也花样百出：80寿宴、满月酒、升学宴、乔迁宴。湖北省山区甚至有农民为猪崽举办庆生宴。
如果王女士想把钱赚回来，现在可没什么好机会。她最长的儿子今年17，而儿子娶妻本来就得大出血：新娘家里要求男方买房。她上次举办宴席已是2005年她们搬新家时的事情了，礼金收入微薄，不刨开支也只有小几千。
今年一年算下来，她可能支付的礼金(约有6000元)比她做零工和耕种三分玉米稻子地的收入还多，入不敷出的部分只能通过借钱来弥补。赴了宴而不给礼金是不可能的，她说。不去赴宴是逃避送礼的唯一方式，这在人际关系分散的大城市还有可行性，但在农村就不可能了，王女士说。那些将人际关系连得更紧的弦，恐怕也缚得更疼。
本文译自 The Economist，由 Gaga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