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
200年简明联觉研究史
联觉返回主流科学的先驱研究员Richard Cytowic追溯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历史理解演变。
没有理由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联觉从未存在过。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记录来进行可靠的判断。知名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歌德和牛顿通过不同维度感知之间的类比(一种在17世纪末仍被接受的科学方法)来关联声音频率和特定波长频率的光。
第一次拍摄到联觉者的照片可追溯至1872年。照片上的8岁女孩Ellen Emerson是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女儿。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作为家族亲密朋友，于1845年写信给Ellen的父亲：“我被Ellen问到的问题所震惊......她说她能分辨出许多词的颜色，并用此在学校娱乐其他孩子。”
这段简明的描述就已足够证明Ellen Emerson的确是名联觉者。色字联觉是常见的联觉类型。她以为其他人也有类似感受也很正常。明斯特大学的Jörg Jewanski指出，“由于梭罗被‘震惊’，我们可以推断这不单是个孩子的游戏”。这显然是他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体验，对他来说很“不寻常”。个体通常会说，他们记事以来就有联觉。
Jewanski教授还发现了最早记录的临床联觉案例。它以拉丁文医学论文的形式出现在1812年Georg Tobias Ludwig Sachs的作品中。作者本人作为一位多模式联觉者(同时拥有多种感觉类型的联觉)，列举了他的“字母、音乐音阶、数字和星期的色彩联觉”的例子。此后零星的医学报道接踵而至，但这些都是成年人的案例——这引发一个问题：在Emerson案例之前的60年里，所有儿童联觉者在哪里?为什么此后它们供应量明显不足?然而，就像个体所说，他们记事以来就有联觉，它的一贯性也表明其起源可追溯到儿童期。
现代科学家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深入研究儿童联觉者，包括新生儿。他们的研究影响了该现象在大脑中的发展理论，这使得20世纪之前儿童报告的缺失成为一个历史难题。1812-1848年间联觉一词并不存在，但这只能解释部分空白。这一空白的一个后果是，除了极少数研究人员之外，今天的研究人员完全不了解19世纪大量统计研究的数据集。当代研究人员也许拥有更先进的研究方法，但如果他们不知道早期研究者已经提出并有时回答了关于该现象的关键问题，他们很可能会重复前人的工作。
1880年后，这一领域的兴趣加速增长，原因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多面手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在顶尖期刊《自然》上撰文探讨“视觉数字”。3年后他指出联觉具有极强的家族遗传趋势。同行评议论文稳步增加。高尔顿的第一篇论文面世同年，眼科医生F. Suarez de Mendoza出版了一本法语书《色彩听觉》。直到1927年德语世界才出现关于联觉的第一本书——安妮莉丝·阿格兰德的《色彩听觉和感知的联觉因子》。英文全书式的探讨仍要几十年后才会出现，但这个话题似乎突然占领了19世纪末欧洲沙龙的讨论。作曲家、画家、诗人纷纷加入讨论，甚至还有自动书写、通灵和神智学的支持者。当时的时代精神不幸强调感官对应，这掩盖了联觉作为一种感知现象的关注度。两首当今仍在教学的知名诗篇即是这种浪漫主义高涨时期的产物——查尔斯·波德莱尔的《对应》和阿尔图尔·兰波的《元音》。考虑到这一文化氛围，联觉获得的恶名不难理解。
更糟糕的是，行为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一种死板的意识形态，它将观察行为而非内省体验视为心理学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在1920-1940年鼎盛一时。这段时间科学论文数量明显下降，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第二次复兴才反弹回来。
在19世纪及更早期，内省一度是常见且受尊重的实验技术。但是后来医学开始将疼痛、头晕或耳鸣等主观状态与患者“所述”的症状区分开来，而将炎症、麻痹或穿孔鼓膜等医生可见的客观事实视为可观察的事实。这将我们完整地引回到联觉基本上缺乏能满足其时代科学要求的外在证据。在行为主义失宠的几十年后，当代科学仍然拒绝自述报告和心理状态的提法，视它们为不适合研究的材料。作为一种方法论，内省被认为不可靠，因为它无法被验证——再次抛出主观与客观报告之间的鸿沟。
持续不信任口头报告的一个原因并非科学家认为人们在撒谎所感受的东西，而是由于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们所有人实际上都会制造似是而非的解释，这些解释与我们思考、感受和行动的实际原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定有能量成本的原因，迫使大脑中发生的大部分事件处于意识之外。
为了理解这种反直觉的安排，把它想象成魔术师的戏法会有帮助。观众永远不会感知因果序列的所有步骤——特殊的装置、假隔间、隐藏的同谋。他们只看到最终效果。同样，导致主观体验或行为的远程大脑事件的序列远远超出我们有意识感知的顺序。但我们仍然用“我想这么做，所以我这么做了”这种捷径来解释自己，而神经学事实却是“我的行为取决于我不了解的力量”。
现在可能难以想象，这种态度长期将记忆、内心思想和情感的所有方面视为禁区。这些被归类到精神病学和哲学领域。即使到我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神经学训练的时候，我对失语症(语言丧失)和分裂脑研究的兴趣也会被贴上“哲学倾向”的标签，因为当时一切第一手体验都被驳斥为不在神经学的适当研究范围之内。
当时的科学根本无力解决摆在它面前的课题。要使任何现象称得上科学，它必须是真实的、可重复的，有一个可基于已知定律解释的可能机制，并且具有广泛的启示，这有时会导致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变。当时的心理学也无法接受挑战。它本身也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塞满了定义不明和无法验证的“联想”。它仍然不了解启动效应、屏蔽、包含隐藏图形的弹出矩阵或我们现在能运用的许多光学和行为技术，这些都可以证明联觉在感知上是真实的。这一现象的特殊性本身是较早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主要障碍，而我们今天可以用神经可塑性、遗传多态性和子宫内外早期发育时期的环境因素来解释个体之间的差异。
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相比，19世纪对神经组织的理解也是相形见绌。如果临床医生真的谈到联觉，他们也只是谈论些模糊的“交叉连接”，存在于同样模糊定义的“神经中枢”之间。但这样的临时想法既不可信，也无法经受验证。如果我们不明白标准知觉是如何运作的，那时的科学如何可能解释像联觉这样的异常呢?它几乎一无所知关于胎儿大脑是如何发育的，也不了解突触修剪的强大作用，更不了解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独特地塑造每个大脑(这就是为什么双胞胎有时会有不同的气质)。同样，讯号转导和容积传递等巨大领域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发现。容积传递是通过小分子信使和可扩散气体在大脑和整个身体中传递信息。如果把轴突和突触的物理连接比作火车运行轨道，那么容积传递就像火车离开轨道。所有这些概念都超出了我们早期的理解范围。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解剖和生理工具测试有关交叉连接的假说，以及神经网络是如何按需建立、自我调节然后解散的。这些工具范围从张量扩散成像到磁脑电图。至于联觉是否会颠覆现状并引起范式转变，它不得不等待正统派不再反对。到21世纪初，关键机构长期要求的大脑成像数据终于取得并大量出现。评论家不再发声，长期以来对大脑组织方式的教条观念也不攻自破。范式转变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意识到联觉的重要性。它远非小把戏，而是一个打开大脑和心灵广阔领域的窗口。
自Georg Sachs和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最初报告以来，我们的理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20年。我们有理由预期联觉形成的框架还将继续变化。这就是科学的本质：解答一个问题，10个新问题出现。科学从未“确定”，正如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错误地喜欢说的那样。根深蒂固的观点会因新证据而被推翻。比如，18世纪以来“众所周知”胃溃疡是由过量酸引起的。标准治疗包括清淡饮食和切除溃疡部位的手术。1982年，巴里·马歇尔建议细菌螺旋体是溃疡的真正原因，从而遭到医学界的嘲笑与否定。最终，他的工作赢得2005年的诺贝尔奖，如今溃疡通过短期用药治愈。
类似地，华生和克里克在1953年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如今，随着遗传学成为所有现代生物学的基础，一个小小的DNA改变就能显著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感知，这一事实确实令人震惊。最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造成联觉的基因在一般人群中传承如此普遍。记住，大约30人里就有1人持有对内愉悦却明显无用的特征的突变。浪费能量来维持多余的生物学毫无意义，所以联觉早应该在进化中被淘汰。它没有就意味着它一定发挥着某种不明显的高价值功能。也许保持它的压力如此之大，是因为大脑中增强的连接支持隐喻：在不同中看到相似，并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理解该能力背后的定律可能会给我们前所未有的语言和抽象思维发展把握，更不用说创造力了。
联觉已经在两个层面上引起范式转变。对科学来说，它迫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考量大脑的组织方式。现在毫无疑问，所有大脑都存在相互作用;联觉者的交叉作用只是更多，发生在已有回路中。
另一个范式转变发生在每个个体内部。联觉表明，并非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看待世界。根本不是。众所周知，目击者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分歧。与你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而这些都是真实的。联觉突显了每个大脑如何以其独特主观的方式过滤世界。
本文译自 Popular Science，由 BALI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