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正确”到什么程度了？

政治正确——是福还是祸？有时是前者，有时是后者，有时二者兼具，而有时又都不是——很难断言。即便是最好的意图，走至极端也只会变得荒谬。在3月31日刊的《新潮周刊》上，记者兼作者的Masumi Fukuda就认为，这是日本正在经历的。

是理想，是空想，还是讽刺？政治正确一词在英语中是political correctness，在日语中是ポリコレ，这一概念的根源可以追溯至一个玷污万物生长的源头——纳粹主义。维基百科引用了一篇1934年的《纽约时报》报道，称德国的新纳粹政府只允许“观点政治正确的纯种雅利安人”进行新闻报道。

二战后浮现出的自由主义西方世界借用了它的一个不同含义。它用来表达一个人应该对过去经受过迫害、但在道德性和合理性上可能已不再会遭受迫害的各种群体——黑色人种、女性、宗教信仰、性少数群体等等——抱有尊重的语气。有损人格的术语必须要去除。那谁来界定“有损人格”呢？所有那些感到被贬低的人都可以——曾经被种族歧视修饰词充斥、而现在这些修饰词又不能被提及的黑色人种；遭受“性别歧视”的女性；遭受法律禁止、社会反对的性少数群体；最后还有感到个人身份或取向受到中伤诽谤的任何人。

Fukuda说，它失控了。她引用的案例大多数都是美国的，但也没有忘记日本。在这里，她发现了过分之举的早期迹象——比如说在如今的东京迪士尼和迪士尼海洋，英文版本的注意事项有意避开“女士们先生们”，而改用性别中立的“各位游客”。

性别中立能走多远？Fukuda说，已经达到了替换一些标准的地步了，提出要用“配偶”替代“丈夫”或者“妻子”；“孩子”替代“儿子”或“女儿”；“家长”替代“母亲”或“父亲”；“人们”代替“他”或者“她”。她还引用了美国目前在审的一个案子，被告人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高中老师，在性别代名词的使用上犯下了重大过失。

这名老师的本意是好的。一位生理性别为女性的跨性别学生想被用阳刚的代名词来称呼。Peter Vlaming老师说自己无法遵从，因为这违背了他的宗教信念，但他可以不用任何代名词，只用学生的名字称呼。一天，Vlaming和学生一起戴着VR眼镜在教室里逛游，忽然看见这名跨性别学生似乎要摔倒了，于是他就条件反射般地喊道：“别让她撞到墙上了！”

“她。”

他被解雇了。接着又被起诉。他坚持认为，学校维护该生人权的这一举动侵犯了他个人的人权。案件成了持久战，如今已经进入了第4年。

这是一个极端案例。但真的是吗？那禁用“圣诞快乐”——虽不是法律层面的，但是社会层面的——又算什么呢？在美国的许多地方，现在一个人必须或者最起码要用“节日快乐”，因为担心有排斥非基督教徒的嫌疑。“圣诞树”现在成了“节日树”。可能有人发现“节日(holiday)”这个词其实是从“holy(上帝、神圣的)”演化而来的只是时间问题了，到时候这个词可能又会冒犯无神论者了。一个人能有多中立？语言又能被揉搓过滤到多纯净？

语言应该纯净到什么地步呢？Fukuda回想起在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出现的问题。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强行向奴役的人们推行一种名为“新话(Newspeak)”的简化语言。词汇被缩减到只剩下最基本的要素，仅能表达受政府认可的思想。用奥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思想控制”；而用Fukuda的话来说则是“字词狩猎”。她说，本质上来说，这俩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暂且将过度化放置一旁，政治正确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曾经盛极一时的迫害已经受到制约，掌权的多数派对无权的少数派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会在大众中引发前所未有的愤怒——比如前首相森喜朗因丑闻卸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职后学到的教训。

但就像《新潮周刊》提醒我们的那样，他似乎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一次演讲中，他竭力想要博取笑声，便调侃说女性的话太密，所以在会议上很讨人厌。他收获了笑声，但笑声又成了他的梦魇。后来民众反映强烈，作为回应他表示：“我的言论有悖于奥林匹克精神，并且欠妥。对此我深感自责，我想要收回我的话，并对那些被我冒犯的人致以歉意。”

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上一代人中，他不但不用道歉，反而还能在尊严与名声完好无损的情况下一直任职到最后。

本文译自 JapanToday，由 Diehard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