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译文投稿：《不做间谍》
# 翻译：J
# 9月14日，美国《纽约客》杂志发布了一篇上万字报道，标题为《不做间谍》。文章详细讲述了一位3年前被美国政府逮捕的伊朗科学家西鲁斯·阿斯加里的故事，从被怀疑窃取商业机密到拒绝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后被构陷，再到一波三折的美国牢狱经历，文章对阿斯加里教授从始至终的坚强不屈、坚守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对美国政府迫害外籍科学家的行为做了深刻揭批。
联邦调查局试图招募一名伊朗科学家作为线人。拒绝的后果是残酷的。
来自《纽约客》杂志 作者：Laura Secor 发表日期：2020年9月14日
译注文章梗概：
一位喜欢美国的伊朗科学家赴美探亲，却被FBI钓鱼执法关了起来，起因是他不愿意当FBI的间谍。经过长达3年的司法审理和七个多月的监禁，期间还感染了新冠病毒，最终回到了伊朗。尽管如此，其依然对美国的司法公正和民主自由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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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天，一位名叫希鲁斯·阿斯加里(Sirous Asgari)的伊朗材料科学家接到了来自美国驻迪拜领事馆的电话。两年前，他和他的妻子法塔梅(Fatemeh)为了探访他们定居在美国的孩子们而申请了访美签证。领事馆通知他，他们的签证终于获批了。这个电话的时机很奇怪：特朗普总统前不久刚发布了一项行政令，内容就是禁止伊朗人获取阿斯加里和他妻子申请的那种签证进入美国。他们猜有可能是因为签证申请在行政令通过之前就提出了，或是某些好心的国务院官员想给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
其年56岁的阿斯加里一直将美国视为第二故乡。九十年代，他曾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读研究生，很快他就融入了美国主流意识。他的女儿萨拉(Sara)因为在美国出生获得了美国身份。他的两个大孩子，穆罕默德(Mohammad)和扎赫拉(Zahra)都曾就读于美国大学并留在美国。阿斯加里如今是伊朗德黑兰谢里夫科技大学(Shi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教授，他的学生们有许多去了美国的顶级实验室工作。他因为从事冶金方面的科学研究有时会去美国克利夫兰出差，在凯斯西储大学有紧密的合作伙伴。
阿斯加里和法塔梅于2017年6月21日登上飞往纽约的航班。他们计划去探望住在这的儿子穆罕默德，然后再前往加利福尼亚，见见女儿扎赫拉和女婿。但是，当阿斯加里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走下廊桥的时候，两名机场官员就搭上了他们。
官员们将阿斯加里带进了一个房间，联邦调查局特工们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特工告诉阿斯加里已经被捕，并出示了一份密封的起诉书，里面有指控阿斯加里的严重罪名，但他们在机场不方便透露其内容。阿斯加里可以和他们一起找一家旅馆查看起诉书，如果不愿意他就要被送往当地的拘留所，然后转到克利夫兰提审。在一团慌乱中，他根本没注意没有人在他的签证上盖章，也没人把护照还给他。
阿斯加里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是“起诉书”这个词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法律上的问题。他向来精神奕奕，习惯于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他是一名教授，一位和蔼的科学权威。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因此他决定去旅馆早点把事情澄清。
在旅馆里，特工向阿斯加里递交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起诉书，指控他盗窃商业机密、签证欺诈和十一项电信诈骗罪名。在阿斯加里看来，起诉书读起来像是谍战惊悚片，说他四年前在凯斯西储大学为期四个月的访问中，参与了一个骗取美国某阀门制造商的知识产权以使伊朗政府受益的计划。特工明确指出，这种罪名会被判入狱很多年。他们的证据包括五年以来的监听数据，包括他访美前后的所有电子邮件等等。
阿斯加里说，这些指控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在凯斯西储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材料科学家来说是众所周知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秘密。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打算起诉他，那将不可避免地在法庭上败诉。
“我们从没输过任何案子。”一个特工说。
“这是你的第一个。”他回答。
阿斯加里没有意识一个无形的手铐正慢慢合拢。他从没觉得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会对他的访问造成影响。一位伊朗哲学家曾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阿斯加里相信，事实就是如此。科学交流社区遍布全球，各类仪器和科学发现都是全球共享的。在他看来，国家界限和政治阴谋怎么会干扰到科技交流呢。他对自己冷静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
阿斯加里告诉自己，如果他能使联邦调查局特工了解这门科学，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描述了他与凯斯西储大学的关系和那些吸引人的实验室设备，并解释了如何通过改变原子排列来塑造不同特性的材料，只要是稍懂结构的材料工程师都可以完成这些操作。但即使他滔滔不绝，心头还是在慢慢消沉：起诉书是没办法通过语言撤销的。
那天晚上，他的妻子法塔梅被儿子穆罕默德带回了家。但阿斯加里只能在旅馆过夜，还有两名警卫在房间里守着。一大早，特工们开车将阿斯加里带到了克利夫兰，他的妻子和儿子紧随其后。
他在联邦法院被提审，并被送往俄亥俄州潘恩斯维尔的最高安全监狱：莱克县成人拘留所，他将要在这里待上72天。阿斯加里住在一个独立的牢房，躺在床上，耳边不断传来其他囚犯的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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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有理由对阿斯加里这样的人感兴趣。谢里夫大学是伊朗主要的科研机构，材料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制造导弹和离心机，当然也可以很容易地应用到改进iPhone或分析宝石成分之类的工作上。阿斯加里一直专注于民用领域的研究。在2018年开始的一系列对话中，他告诉我：“我从来没有刻意以破坏为目的而工作。一支笔可以写一封情书，也可以写出制造炸弹的说明。但笔不是问题。”
阿斯加里的职业生涯可以描述成是献给原子的一封情书。当他第一次借助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辨认出原子的时候，他感到一片眼花缭乱。看似平静的物体表面，内部竟然有千变万化的原子在活动。用普通的光学显微镜是看不到原子的。一个透射电子显微镜，体积有两个工业冰柜那么大，不仅价格昂贵而且非常敏感。使用起来不仅需要防光、防热、防冻、防尘，还需要屏蔽风对建筑物的摇晃和外太空射线噪声产生的影响。
阿斯加里负责管理一台由谢里夫大学在1994年购置的透射电子显微镜。他热爱教学工作，并带领着一组精英博士研究团队。他做事干净利落，尖尖的下巴配上金属丝框眼镜，说话大声，有些固执，带有一种霸道的魅力。
谢里夫大学的教授们通常会通过工业和政府合同来为自己的研究部门筹集资金。阿斯加里曾与伊朗能源部合作，评估并延长了燃气轮机零件的使用寿命。他还为一家国有采矿公司进行了可行性研究。该公司正在研究生产名为超级合金的高性能、耐热金属。这两份合同为大学带来了约40万美元的收入，这有助于支持阿斯加里和他学生们的工作。
长期以来，国际制裁对伊朗已是不争的事实。在2010年代伊朗与六方会谈期间，限制更为严格：无法进口任何“军民两用”的货物。按照定义，材料科学跨过了整条线。
阿斯加里无法为谢里夫大学的透射电子显微镜订购任何零件进行维护，因为显微镜是美国货，价格约为一百万美元。因此他和他的学生学会了用自制装置和二手零件维护仪器。在2011年，由于缺少灯丝，显微镜暂停工作了好几个月。那一年，阿斯加里拜访了凯斯西储大学的朋友和同事皮鲁兹(Pirouz)。凯斯西储大学的材料科学实验室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透射电子显微镜，以及许多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先进仪器。由于阿斯加里来年有资格休假，他希望能回到凯斯西储大学。
他渴望获得使用实验室的机会，也希望藉此赚点美元。伊朗的货币贬值太快，而且他还要供两个孩子在美国上大学。但是找工作的计划落空了，他只好用旅游签证在2012年11月先去了美国，计划在陪伴孩子的同时继续找工作。当来到纽约的几天后，他意外地得知凯斯西储大学的材料科学实验室开放了一个职位。
当时负责实验室的科学家亚瑟·豪雅(Arthur Heuer)为阿斯加里提供了职位。大学需要其启动一系列的文书工作，将旅游签证换为H1B工作签证，从而允许其留在美国工作。而在尚未得到H1B签证之前，阿斯加里将作为志愿者在实验室工作。阿斯加里告诉我他是这样做的，而且他还得到了承诺，一旦身份理顺了还可以补发之前当志愿者时的报酬。(豪雅说他不记得曾做出这样的安排。)
这项工作主要内容是为透射电子显微镜准备样品。但是在工作开始几周后，豪雅要求阿斯加里分析该大学的工业合作伙伴世伟洛克公司(Swagelok Company)的不锈钢样品的原子结构。世伟洛克公司是一家位于俄亥俄州的阀门管道配件制造商。在2000年中期，该公司曾慷慨地资助了该实验室，现在它被称为世伟洛克材料表面分析中心。实验室的学者们既会独立从事研究项目，也会与世伟洛克公司的科学家们一起研究可使公司受益的技术。
世伟洛克在2000年获得了其低温渗碳技术的第一项专利，这是一种将碳原子引入不锈钢的工艺，可以使其表面既坚硬又耐腐蚀。阿斯加里正准备分析的样品已经经过了低温渗碳技术的加工。尽管该公司正在寻求改进其产品的方法，但对于阿斯加里而言，对这项技术的关注主要是出于科学研究上的兴趣。他并不关心材料是怎么加工的，而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把碳原子扩散到固态金属的晶格中，就像将墨水滴入水中一样。根据热力学定律这种金属是不稳定的，但事实却恰好相反。
当阿斯加里得知大学将要取消他的正式工作机会时，他已经在凯斯西储大学工作了三个月。2013年3月，豪雅告诉他，他的签证申请无法获批。据阿斯加里说，豪雅还提醒他说，“美国政府关注你在美国的一举一动。” 当凯斯西储大学寻找替代者时，阿斯加里仍然在实验室继续工作，豪雅则通过实验室的小金库给他支付了报酬。
4月的一天，阿斯加里注意到他的公寓门框内被人留了一张名片。名片来自FBI特工马修·奥尔森(Matthew Olson)。在名片反面，奥尔森草草写了句留言，让阿斯加里给他打电话。由于阿斯加里的国籍，来自情报机构的传唤通常会很麻烦。他打电话给皮鲁兹和另一个朋友寻求建议，但都没打通。他大脑的飞速旋转，开始变得有些害怕，以为当局已经封了他的电话并要逮捕他。最后，他给奥尔森打了个电话，特工提议几分钟后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阿斯加里走在路上时，以为到处都有人在监视着他。
奥尔森热情且令人愉快，似乎主要是想闲聊。和阿斯加里一样，他也有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着奇奇怪怪的不同性格。阿斯加里说，奥尔森看起来太年轻了，不像有三个孩子的样子。奥尔森说他三十五岁，并补充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姑娘们以为我十二岁。” 他问阿斯加里为什么要来克利夫兰，阿斯加里向他解释了休假、工作机会，以及在伊朗显微镜缺少零件不能工作的原因。他告诉奥尔森，签证申请失败很可能是FBI搞的鬼。他工作了四个月，应该有差不多两万美元的报酬可能永远都拿不到了，美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
奥尔森似乎把阿斯加里的抱怨听进去了，说如果阿斯加里愿意去咖啡馆另一个人那里签一个协议，他就可以给他5000美元。阿斯加里意识到自己掉入了陷阱。奥尔森不是要逮捕他，而是试图招募他为线人。
阿斯加里看着他和那一纸协议感到十分恶心。他说，他不会签署任何东西，也不会从联邦调查局那里拿一分钱。任何有荣誉感的人都不会接受这种协议。阿斯加里很快结束了在凯斯西储大学的工作，飞回了伊朗。他觉得已经快速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妥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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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协议的人是联邦调查局克利夫兰总部外勤处的反情报特工蒂莫西·博格斯(Timothy Boggs)。他主要关注美国的敌人--伊朗，其国民无论是作为可疑的特工或具备潜在的利用价值，都会引起调查局的特别关注。
经常访问或旅居在美国的伊朗人时常会收到该局的来信。不少伊朗人和伊朗裔美国人都向我描述过这种情况，他们通常都非常害怕，因为伊朗政府将与美国情报机构打交道的任何国民都视为潜在的间谍。一些伊朗人告诉我他们与联邦特工进行了礼貌的对话、交换了名片，然后拒绝了特工的提议。另一些则描述了其遭受了持续多年的强求、隐蔽的威胁和持续不断的法律麻烦。调查局招募反情报线人的方式与在国内诈骗案中寻找污点证人的方式几乎一致：特工找到你的把柄，利用这些把柄迫使你成为告密者。例如在移民文件中发现瑕疵，或是在什么地方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有时也会威胁起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2012年下半年，博格斯从凯斯西储大学的一名线人那里得到了一条消息，称一名持旅游签证的伊朗人正在该实验室工作。博格斯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机会：谢里夫大学的一位教授无疑会与在伊朗与从事军事或核工程工作的科学家相识。阿斯加里的旅游签证是他的把柄，为美国雇主工作显然不合法。奥尔森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当他遇到阿斯加里时，他这样做是为了看看这位科学家是否“可能对其他领域有所帮助”。
自12月份以来，博格斯就一直在对阿斯加里进行评估。经过向凯斯西储大学科学家亚瑟·豪雅询问得知，阿斯加里的实验室工作既不涉密，也没有专利问题。尽管如此，博格斯仍然检查了阿斯加里的某些电子邮件的元数据。他指出，阿斯加里在来凯斯西储大学之前就和学校的教员经常联系，并且在克利夫兰期间，他还与谢里夫大学的多人保持着联系。
2012年2月，博格斯要求俄亥俄州的一名地方法官授予他进行窃听的搜查令，声称有理由相信阿斯加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在一份书面陈诉中，博格斯提到了阿斯加里发给伊朗的电子邮件，并指出谢里夫大学部分是由伊朗政府资助的。(显然如此，世界上所有公立学校都是这样。)申请搜查令的理由是含糊的，而不是明确的论证：博格斯强调，世伟洛克中心从美国海军获得了研究资金用于研究低温渗碳工作，同时谢里夫大学的研究员有时也会与伊朗海军合作。博格斯引用了一名在谢里夫大学分支机构-波斯湾基什(Kish)的学生写的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水下无人航行器。这名学生从未和阿斯加里工作过，甚至都不在一个院系，同时论文的内容早已超出阿斯加里的研究范畴。
地方法官批准了监听许可，这使博格斯可以访问阿斯加里Gmail帐户中从2011年开始的电子邮件。2015年，监听许可到期时，联邦调查局又续了一次。第二份窃听许可的申请表明，联邦调查局特工在阿斯加里的电子邮件中发现了他可能涉及违反伊朗制裁、窃取商业机密并实施签证欺诈的问题。这些特工从未确实发现其违反制裁的确切证据，但找到了一封邮件，是阿斯加里的学生请他帮忙审查一个低温渗碳项目，确定项目是否可以被伊朗石化行业所属的研究所资助。
对于阿斯加里而言，学生的审查请求曾使他感到恼火，觉得浪费了时间。但联邦调查局却紧紧咬住，以证明其有阴谋为了伊朗石化行业的利益而盗取世伟洛克公司的工艺。阿斯加里早些时候发给皮鲁兹的电子邮件希望寻找工作被看作是事前预谋，而旅游签证也是其实施阴谋的一步。这就是阿斯加里在2017年返回纽约时被那些密封的起诉书问候的开始。
联邦调查局的某些人可能真的相信阿斯加里正在向伊朗泄漏工业机密。但局里的实际行动却表明他们搞了一次钓鱼，试图促使阿斯加里成为他们的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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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阿斯加里在莱克监狱服刑的头几天里，他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从隔离牢房出来。监狱中的其他人使他感到紧张，其他囚犯显然对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在牢里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告诉他，传言阿斯加里不好惹，因为他是一位伊朗科学家，专门搞爆炸。
阿斯加里很快就在下棋和打牌时结识了许多狱友，也逐渐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吸毒成瘾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以能够与任何人交谈而感到自豪，很快他就成为囚犯之间的调解人和“知心大哥”。新囚犯一般是在晚餐后才进来，阿斯加里通常会留一些吃的给他们。一次他在和狱友玩牌时，当对手大喊“这个狗娘养的玩的真好！”时，他反而不玩了。阿斯加里最近失去了母亲，不想听到“娘”这个词。该犯人后来道歉，问道：“我可以叫你'狗比教授'吗？”
阿斯加里还向一小群狱友传授物理知识。他解释了红外探测器的工作原理，光散射是如何产生彩虹的，一直聊到量子力学。他发现银行劫匪和诈骗犯中有天赋的不少，至少找到三个：一个俄罗斯人和两个非洲裔美国人。
他还帮另一名狱友支付了保释金，那名狱友后来用孩子般幼稚的字体给阿斯加里写信说到：“我知道您走进那扇门的一刻，就显得与众不同了。您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您讲话或有话要说时，我应该安静地聆听。”
阿斯加里入狱的第一周，妻儿法特梅和穆罕默德留在克里夫兰，来监狱探访他并寻找律师。一位在办公室里挂着切·格瓦拉照片的律师要求提前支付五十万美元辩护费，当穆罕默德说自己负担不起时，律师建议他们找伊朗政府帮忙。一家人最后找了公设辩护律师。
该案的第一位律师是一名热情好客的联邦公设辩护律师爱德华·布莱恩(Edward Bryan)，试图将阿斯加里从莱克县监狱捞出来。俄亥俄州北部地区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给了一个提议：阿斯加里将被临时释放到一个酒店的大堂，在那里，联邦调查局特工和检察官组成的团队将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与他进行一些对话。
“我说，'我才不会去'，”阿斯加里回忆道。“不要假惺惺的，想谈就来监狱，我戴着手铐和脚铐跟你谈。”
于是他们就来了。阿斯加里说，来的是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丹尼尔·里德尔(Daniel Riedl)，同行的还有联邦调查局克利夫兰总部外勤处的探员以及“华盛顿的一些人”。
在布莱恩作为公设辩护人的22年中，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案例。通常，被告们会承认至少其中的一项指控，并坦白有助于定罪的更多细节从而换取宽大政策。阿斯加里并没有承认针对他的任何指控，并且特工寻求的信息也与他的案子无关：特工希望他分享有关伊朗的情报。“这是一个伪造成商业间谍案的反情报案，”布莱恩告诉我。
联邦调查局特工拿起起诉书，但主要问的都是和阿斯加里从没参与过的伊朗军事及核能有关的问题，也问到了从阿斯加里电子邮箱中找到的谢里夫大学的同事的名字。阿斯加里拒绝回答这些问题。相反他用波斯寓言回应：一个人与熊交了朋友，因为他需要一个坚强的保镖。在晚上睡觉时，一只苍蝇落在了他的脸上。熊确实起了作用，它用一块巨石压碎了苍蝇，也杀死了那个人。这故事有什么寓意吗？“不管他们有多强壮，也不要和愚蠢的人交朋友，”阿斯加里说。
在另一次僵持的会面结束后，政府提出阿斯加里可以保释，条件是他同意接受进一步讯问。阿斯加里接受了这个提议，他认为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底线，即只会继续回答针对他的指控的那部分问题。
保释后，他前往克利夫兰联邦大楼报到去安装电子脚环。但是在那儿，他又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再次逮捕了。令阿斯加里震惊的是，之前的起诉书并不是他唯一的法律问题：他的签证没有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盖章，而且签证是假的。美国法律有一个“不知情沉默假释(Unwitting silent parole)”的规定，可以让联邦调查局向外国人签发一份假签证，仅出于调查局调查的目的让他们入境。一旦完成调查，联邦调查局就将这些外国人交给移民局遣返回国。
政府请移民局推迟将阿斯加里驱逐出境，直到他接受审判为止。罪名换了，阿斯加里在移民局的羁押之下，被关到了位于吉奥加县(Geauga)的一个监狱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囚犯们共用一个开放式监舍。这里的大多数人是来美寻求庇护或即将被驱逐出境。相比莱克县的囚犯，他们很少打架，对物理也不大有兴趣。
八天后，移民局官员告诉阿斯加里，如果他愿意签署了一份表格，在他的案件解决后同意快速被驱逐回伊朗就可以得到保释，如果不同意就只能留在监狱里。阿斯加里签署了表格，带着电子脚环和宵禁令被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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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加里搬进了克利夫兰一座破败的高层建筑，在那里他学习宇宙学，自学厨艺，并为屋顶的麻雀群喂食。他妻子法特梅一直与他住到十月份，然后回到了伊朗。整个冬天，他都在疯狂研究他的案情，将孤独和电子脚环“罪犯标示”带来的羞辱深藏心底。
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来找他开更多的会，他每次都拒绝认罪或成为线人。联邦调查局对他也越来越失望和愤怒，他开始明白拒绝调查局的提议将使他付出很大的代价。政府准备即使用那套陈腐的起诉书也要起诉他。公设辩护律师爱德华·布莱恩的老板名叫史蒂芬·纽曼(Stephen Newman)，是一位苗条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他和布莱恩讨论了此案，决定出任首席辩护律师。
阿斯加里认为，稍微了解科学的人都会觉得起诉书是个纸老虎，但邮件中诸多的技术细节、成堆的缩写和数字让人看起来确实很有阴谋的感觉。为了赢得胜利，阿斯加里的律师们需要了解他电子邮件中数据的上下文含义，并且还需要知道阿斯加里为什么对这些信息感兴趣。阿斯加里给他们举了个例子，后来也被用在了法庭上：几千年来，人类就知道煮鸡蛋时鸡蛋会凝固。但为什么在回到室温后鸡蛋不会恢复液态，科学家们才知道了不到100年。“如何做到”是工程师的主要关注点，而“为什么”才是科学研究的关注点。阿斯加里强调说，在凯斯西储大学，他的兴趣在于科学。
该案排在了联邦法官詹姆斯·格温(James Gwin)的议程上。格温于1997年由克林顿总统(Bill Clinton)任命负责俄亥俄州北部地区，有记录表明他曾与第六巡回法院的保守派上诉法官们大打出手。在2016年大选期间，格温曾发令禁止俄亥俄州的投票站对选民进行骚扰和恐吓，第六巡回法庭撤回了他的判决；在2018年，格温以藐视法庭罪威胁移民局不许将一名等待判决的被告驱逐出境，第六巡回法庭再次撤回了他的判决。
在诉讼开始之前，阿斯加里和他的律师们获得了2013年和2015年搜查令的副本，他们觉得十分震惊和无辜。正如他们所看到的，FBI只是因为阿斯加里的国籍就获得了窃听许可。特工博格斯在2013年的书面陈诉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名为“清洁沥青行动”(Operation Clean Pitch)的调查局行动，对阿斯加里的追踪也是其组成部分，但行动进一步的细节已被删除。阿斯加里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法庭拒绝采纳窃听搜集到的所有证据，因为搜查令缺乏正当理由。他的律师告诉他不要期望太高，美国联邦法院从来都不是以给予外国人有利的宪法裁决而闻名的。
格温法官于2018年2月20日就该动议举行了听证会，集中关注了2013年书面陈诉中涉及的伊朗海军和基什的研究生论文。鉴于阿斯加里与论文作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格温在其决议中称该论文的引用“极具误导性”。“从本质上讲，2013年的书面陈诉只说了阿斯加里在一家伊朗支持的著名工程学校担任冶金学教授，”格温写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其违反了伊朗制裁。” 由于认为博格斯故意误导使人产生了错误印象，格温法官批准了动议，禁止采用窃听证据。
阿斯加里很得意，因为整个案子都是建立在窃听证据的基础上。但是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对格温的裁决提出了上诉，第六巡回法庭接着就撤销了该裁决，并说：由于“出于善意行事的调查员可以认定该窃听令是有效的”，因此窃听证据可以被采用。此外，第六巡回法庭的法官们认为，博格斯没有故意误导地方执法官来获取窃听令，其提交的书面陈诉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阿斯加里在一个部分由美国军队拨款资助的实验室中工作，而当时伊朗正在被广泛制裁。
在格温进行窃听裁决后的18个月中，不断有新的听证会、动议、上诉和撤销裁决。由于阿斯加里很少需要在克利夫兰出庭，因此他获得许可和子女相会。有时他会在纽约儿子穆罕默德的家里阅读有关宝石晶体学的书籍，有时会去加利福尼亚的女儿扎赫拉家，在那里远足，或是去斯坦福大学旁听。
在他的审判结束之前，他无法离开美国：他带着一个时刻监督和约束着他的脚环。如果被定罪，他将入狱；如果被无罪释放，他则会被驱逐出境。他不知道回伊朗后会有什么等着他，政府肯定会对他与美国司法系统的关系有所怀疑，无论他和美国有多少矛盾，也可能不会相信他没有成为FBI的线人。过去，伊朗政府曾与美国进行过罪犯交换谈判，但阿斯加里通过他的妻子告诉伊朗外交部，他不想被包括在任何此类谈判中。他认为自己有机会在格温法官面前进行公正的庭审，并且不希望将他的案件被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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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于2019年11月12日正式开始。阿斯加里以伊朗人通常的着装方式穿着深灰色西装出庭，不系领带。他像一只小鸟一般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保持着警惕。陪审员前案子充满了眼花缭乱的技术内容，但从整体上来说其实很空。他被指控窃取了商业机密，但是受害公司并没有什么实际损失，而且也没有人因此获利。所谓的商业机密早已全部在专利和科学杂志上发表过。
为了支撑窃取商业机密的指控，丹尼尔·里德尔(Daniel Riedl)和其他检察官出示了阿斯加里发送及接收的电子邮件，其中一些含有世伟洛克公司的数据。但是电子邮件中的数据要么是错误的、老旧的，要么就是公开发布过的。检方的核心是阿斯加里从世伟洛克材料科学家桑妮娃·柯林斯(Sunniva Collins)那里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柯林斯本人持有低温渗碳的多项专利。检察官描述了邮件内容，其中详细说明了阿斯加里被要求分析的样品之一中使用低温渗碳工艺的具体操作时间和温度。检察官称之为“配方邮件”。
截至2013年阿斯加里出现在凯斯西储大学时，低温渗碳工艺已经存在了数十年，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不下数十篇。所谓窃取商业机密，即一个人盗用知识产权来获取与机密主人无关的利益。而且能被称作是商业机密的信息，必须同时具备经济价值和保密性。“配方邮件”显然不符合上述定义。柯林斯描述的特定样品试验已经包含在世伟洛克公开发布的一项专利中。阿斯加里也并未将低温渗碳工艺的时间和温度转发到他Gmail帐号或其他任何人的邮箱。无论如何，这些数值与公开专利里的表述一致，柯林斯也作证说这不是商业机密。
检方还提供了一封电子邮件，阿斯加里将这封邮件从他凯斯西储大学的帐号转发到了他的Gmail帐号上。邮件包含了他从世伟洛克获得的有关在进行碳处理之前钢铁的化学成分数据。阿斯加里的律师说，他是出于困惑而将这些数据转发给了自己：磷和铬的含量与世伟洛克订购钢种的行业标准不符。阿斯加里得出的结论是，要么样品有缺陷，更可能是世伟洛克的仪器未校准。
最后，检方指出阿斯加里的学生曾向伊朗石化工业相关的研究所提出项目提案，内容正是关于低温渗碳的。该学生大肆宣扬他老师的经历，并吹嘘说阿斯加里在美国获得的技术填补了伊朗的空白。在证人席上，该学生清楚地表明，他是在将项目提案提交到研究所之后才给阿斯加里发邮件的，而且阿斯加里最终认为该项目提案不可行。
这就是起诉的核心：一封阿斯加里从未要求也从未使用过的“配方邮件”，错误的数据集以及一个学生并未获批的业余项目提案。签证和电信欺诈的指控同样也脆弱不堪。辩方提出了撤消所有指控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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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温接受了辩方的动议。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驳回此案：他发现案件的论点很有趣，并希望写一份意见做备案。在这之前，他要求阿斯加里一直保持保释状态。阿斯加里的律师向法官保证，一旦该案被正式驳回，阿斯加里将被驱逐出境，乘坐商业航班返回伊朗。
法官没等到写备案的机会。检方显然感到案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便悄悄地通知了移民局，让他们不要再推迟将阿斯加里驱逐出境了。移民局是有权来收容它的囚犯的。格温法官离开法庭后不久，坐在旁听席中的执法官走近了辩方桌子，一把将阿斯加里拖进了移民局拘留所。
事件的转折令人震惊。阿斯加里刚刚在一名联邦法官的公正审判中被判无罪，但却要去监狱服刑。这明显是政府出于报复而采取的行动。(检察官里德尔拒绝接受采访。)
“他不需要你们强制遣返！” 纽曼向执法官抗议。
“跟我走，”执法官跟阿斯加里说，然后把他从法庭上带了出去。
法庭上只剩下了控辩双方，两边都默默无言。检察官背对着辩护团队，将文件塞进公文包中。布莱恩愤怒的走来走去，最后，他爆发了。他说：“这简直胡扯！就知道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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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加里被撤销所有指控的那天，他被拖入了长达七个月肮脏漩涡，进入了美国司法体系无法企及的庞大监狱系统。在移民局的领域内，不会有任何公开文件，也没有法律听证会。他的联邦辩护律师无法帮助他。
他被带到了东北俄亥俄劳教中心，一所位于扬斯敦的私人监狱，那里收容了已被定罪的罪犯和移民局的犯人。他来的时候囚犯们正在担心水痘的爆发流行，夜里还有危险的犯人不停的踢打房门。这里的食物使他感到恶心，他只能吃从小卖部那里买到的拉面和干蔬菜片。
他所在的监舍里容纳了40多名移民局囚犯，其中许多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和孟加拉国。他们的入境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因为被那些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年轻人的理想感动，而在丛林中长途跋涉了好几个月。“他们是哥伦布的真正追随者，”阿斯加里跟我说。有人教他泰米尔语，还有人跟他说佛教的事。他说：“我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想学习任何有关物理学的东西，我可以帮忙。” 他一周给我打好几次电话，我们会一直聊到他的电话被切断。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去了纽约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看到了他买过的那种仪器。那天晚上，这是两年来的第一次，他梦到自己正在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他告诉我：“我正在做各种各样的操作和化学分析，分辨率超高。我疯狂的享受这种感觉，而且醒来后感到非常放松。”
他还试图结识一些高安全级别的囚犯。其中有个缅甸的囚犯非常沮丧，头上蒙着毯子一整天都躺在床上。阿斯加里挥舞着棋盘去敲着他的窗子，不久那个缅甸人就和他下起了棋。阿斯加里在牢房门外，缅甸人则站在椅子上，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棋盘并指挥棋子移动。该囚犯企图自杀，一名警卫请阿斯加里和他谈谈。阿斯加里发现他正在赤身裸体地不断冲撞着囚室的门。“他的脸……他还是走了，”阿斯加里告诉我。
几乎每个星期，他都会有一项新的事业，并和蔼可亲地为惩教人员牵线搭桥。当一名警卫没收了囚犯放在窗台上的牛奶纸盒时，有人向阿斯加里解释说，某个毒贩在监舍的玻璃窗上打了个洞来分发货物，牛奶纸盒就是用来挡住窗子上的洞的。阿斯加里抗议说移民局囚犯和毒贩不同，又没做错任何事，只是想在喝咖啡时加点牛奶。他主张说那些滥用牛奶盒的囚犯应该失去手或者—上帝保佑—其它身体部位。最终他赢回了牛奶盒。
三个月后，阿斯加里在深夜被转移到了托莱多南部的塞内卡县监狱。塞内卡比扬斯敦还糟：一个大房间里放了60张床，床和床之间只隔了三英尺，一个淋浴房，三个肮脏没有隔间的厕所，不间断的噪音和光线。与移民局囚犯在一个囚室里的有刑事罪犯。所有这些阿斯加里本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与移民局人口管理负责人的第一次对话却短暂地打击了他一下。该机构显然已认定他为制造麻烦的头头。“我对你很了解，”她告诉阿斯加里。“不要试图成为这里的主角。”
阿斯加里一声不吭的回到了自己的小床上。他过去做的那些事，像劝诱、鼓动、解决问题和维持和平，只是为了能支撑自己在扬斯敦可以生活下去而已。他对我说：“耗费两三年和一宗莫须有的诉讼进行战斗，我一直在受到惩罚。”
尽管如此，他还是调整了心态。几周后，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必须被移民局关起来，这里是首选之地。” 与本地囚犯混在一起使他充满活力。他为那些因为绝望而陷入毒品和犯罪的囚犯们感到同情。“他们是来自偏僻地方的男孩，”阿斯加里告诉我。“我真的很喜欢他们。” 他又开始教授有关可再生能源的知识了，包括：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等等。他甚至开始觉得那个警告过他不要出头的那个负责人是他的“好朋友”。他满怀爱心地告诉我：“她只是刀子嘴豆腐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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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阿斯加里曾承诺要自行离境，对他的长期拘留让人不能理解。他的律师们认为这是出于恶意的。辩方团队首席律师纽曼说：“我们国家简直是强人所难。” 阿斯加里不停的思考这所有的不公。他没有偷偷入境，他获得了签证也付了款，他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如果说有什么能和等于阿斯加里的意志不相上下，那就是移民局的官僚主义的惰性。他所咨询的移民律师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该机构迷雾一般组织体系的阻挠。有人比喻说：“我向墙上扔了一团屎，然后每隔一会儿墙就会不停地扔回来。” 阿斯加里的案头文件被各个机构毫无结果的踢来踢去：移民局强制清除行动组、联邦调查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底特律的移民局区域总部、移民局的克利夫兰总部。有一次，阿斯加里请我帮忙给签署逮捕令的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移民局官员打电话，这些家伙一个都没接。
移民局偶尔也会派代表与被拘留者见面并讨论他们的案件。他们告诉阿斯加里，他们只是走个流程，无权评估移民局所执行措施的是否合乎逻辑或公正。阿斯加里向代表们讲了一个伊朗笑话来回应：一个人看到两组工人在干活，一组在前面挖沟，另一组则在后面填着。旁观者很困惑，问工人们在做什么。他们说，政府雇了三个工程队，一组负责挖，一组负责安装管道，第三组负责填。一名工人说，装管道那个工程队没来，他补充说：“所以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阿斯加里总结说，这就是移民局。
今年1月他收到通知，说凡有驱逐令的囚犯可以在90天后要求进行羁押审查，并有希望赢得在监管下的释放。2月13日是他收到驱逐令的第90天，他被邀请提交文件证明他既不存在逃逸风险也不构成社会危害。阿斯加里急切地指出，在他等待审判的两年中，他服从了每个法庭的命令，遵守了每一次宵禁，并且在法庭上他也被免除了罪名。2月19日，他收到一封信，宣布他的假释申请被拒了。这封信的日期是2月3日，是截止日期前十天，那时他甚至还没有提交他的证明文件。他意识到根本没有人看过他的证明文件。被拒绝的原因更让人莫名其妙：移民局说正在等伊朗给他签发旅行证件，尽管他在2017年上缴给移民局的护照有效期一直到2022年。
指派给他的案子的裁判官是斯科特·维奇罗夫斯基(Scott Wichrowski)。阿斯加里在塞内卡会见了他两次。阿斯加里问道，为什么等待旅行证件签发也成了关押的理由？他构成了什么威胁？阿斯加里告诉我，维奇罗夫斯基只是盯他的鞋子，什么也没说。“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辞职。我可受不了看着人因为莫须有而受罪，”阿斯加里抱怨道。(维奇罗夫斯基拒绝了采访请求。)
在塞内卡县监狱的法律图书馆中，阿斯加里引用了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话：“程序公正与程序规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本质… …如果有选择的话，与用苏联程序来执行我们的实体法规则相比，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在苏联实体法下采用我们那一套程序法则生活。” 阿斯加里总结说，他是采用苏联式程序执行美国法律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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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流行之前，新冠病毒在2月就席卷了整个伊朗。飞往伊朗的航班被暂停。刚开始，阿斯加里只是很生气，然后他便开始恐慌。他处于新冠病毒严重感染的高风险中。过去六年，他曾反复发作肺炎，而且患有慢性肝病和高血压。2月下旬，他肺部感染了，但他服用了抗生素并清除了细菌，因此他认为这不是新冠病毒。然后随着新冠大流行的恶化，移民局将他不停转移到愈来愈烂的监狱。
第一次转移在3月10日，大约花了十二个小时。他和其他囚犯被束缚在铁链中，几乎无法动手吃饭，其中还有一些囚犯因为无法上厕所而脏兮兮的。他们飞了好几次，最后降落在了路易斯安那州亚历山大市，移民局在那儿设有驱逐中心。下飞机的时候，阿斯加里头疼得厉害，几乎站不起来。当从舷梯上下来的时候，他晕了过去。
阿斯加里被告知，羁押人员最多只能在亚历山大羁押中心待一周。这个地方简陋又冷清，没有书籍也没有狱友情。阿斯加里的血压飙升。七天后，他被安排驱逐出境。他在束缚中又度过了16个小时，这次是去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然后去南部新泽西州，再然后去西部德克萨斯州。在每一站，飞机都会停上几个小时，然后载上更多的囚犯。最后，由于新冠大流行，阿斯加里飞往伊朗的航班被取消了。移民局飞机最终在亚历山大再次降落时已经是晚上22:45了。机上包括阿斯加里在内的一百多人，都是当天早上离开该羁押中心的。
阿斯加里注意到亚历山大的教官们都戴了口罩，他怀疑教官们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儿子穆罕默德曾在他手提箱中打包了一个口罩，但被禁止取回。他说，驱逐中心是一枚随时会被引爆的病毒炸弹。随着各国开始停止接受驱逐出境人员，中心人口激增。当大多数美国人开始在适当的地方隔离，并试图在街上保持六英尺社交距离时，亚历山大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们却在同呼吸共命运。
3月23日，阿斯加里又被放到另一架飞机上飞来飞去，在每个站点上下囚犯，最后再次回到了驱逐中心。由于他已经离开亚历山大超过一天，因此从技术上来说，移民局是没有将他羁押在设施中超过一周的。他在纽约的儿子穆罕默德联系了活跃分子和律师，越来越担心他的父亲将无法活着回到伊朗。妻子法塔梅也无法探访他，她申请了美国的签证，但请求被拒绝了。
要是阿斯加里因盗窃商业秘密而被定罪，他就可以进入俄亥俄州的刑事司法系统。那样斯蒂芬·纽曼就能不知疲倦地争取将他的客户从充满病毒的监狱中释放出来。纽曼对我感叹：“我们无法把阿斯加里教授带到法官面前。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两年来，我们曾能帮助他的，现在我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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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阿斯加里被转移到了温恩惩教中心(Winn Correctional Center)，这是一个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与德克萨斯州边界附近，由私人经营的综合体。这里的第一印象就给了他当头一棒。牢室是一个混凝土盒子，空气潮湿得浸透了他的床单，一共大概四十张床也都锈迹斑斑，仅有的几扇窗户装着半透明的有机玻璃。这是他去过的最令人烂的地方。他告诉我：“每当我以为已经见识到移民局最烂的待遇时，他们总是能给我惊喜。”
他刚开始还对离开亚历山大感到释然，在那里，与他同一监舍的一名囚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因此整个监舍都被送到温恩隔离十四天，并定期进行体温测量。“我们几个哭了，”他说他们刚来的时候。“狱友们说，'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我告诉他们，‘在这里你们更安全。’”阿斯加里私下里告诉我，温恩惩教中心很不人道：“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流。把人留在这里绝对是耻辱和恶心。” 但是在他所在的隔离牢房里，仍呈现一团和气，尽管其他人主要讲他不会的西班牙语。
据阿斯加里了解，移民局似乎并不怎么重视隔离问题。几天之内，尽管该隔离牢房存在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但该牢房中的几名哥伦比亚人仍被驱逐出境。在隔离结束之前，一些萨尔瓦多的被拘留者也被遣返了。阿斯加里还参加了路易斯安那州移民局被拘留者的人身保护令诉讼，因为他们正处在因新冠病毒而产生并发症的高危环境中。
4月10日，他告诉我惩教中心中其它地方有三名男子病毒测试呈阳性。他的血压一下飙到了150/100。到这个时间点，他所在的牢房已经被隔离了十四天而没有任何人生病。但是，就在我和阿斯加里通话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新的被拘留者被带了进来，牢房里所有人都有暴露的风险。“我要为此抗争！” 他说。阿斯加里挂了电话，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我，如果我在一小时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很可能被关入了独立牢房，然后我应该给他的家人打电话。十分钟后，在囚犯们欢呼的背景声中，他又恢复了和我的通话。
阿斯加里带领整个监舍的人围住入口，他告诉警卫，他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不会屈服。他的狱友们支持他，新来者最终被带走了。“现在人们很高兴，”阿斯加里告诉我。“没有人表现出丝毫软弱。” 阿斯加里说，当新的警卫们来换班时，他们也很感谢他：由于他的所作所为，警卫们也感到更加安全。目击现场的一名监狱工作人员后来告诉阿斯加里，当阿斯加里誓言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时，他感到很兴奋。当他问狱友们是否也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时，每个人都大喊道：“是！” 该工作人员告诉阿斯加里：“我感觉自己像在看电影。”
阿斯加里的兴奋劲大概只持续了三天。他的右腿开始肿胀，紫色的瘀伤沿着一块从未受伤的骨头蔓延。从床边走三十米到牢门拿取分配的药品或是上个厕所都令他痛苦不已。他坐轮椅的要求被拒了，护士只给了他一些冰块。最后，他去看了医生，医生怀疑他血管中有血块栓塞，让他尽快去医院接受超声波检查。医院的医生也怀疑是血块栓塞，尽管可能因为血块太小，无法在超声波上显示出来。医生告诉移民局阿斯加里他不能乘坐飞机，于是驱逐出境的计划再次被推迟。阿斯加里似乎并不感到有多遗憾。他告诉我，如果在美国再多待一会儿，他可能会被授予人身保护。他说：“我想向这些人证明他们错了。”
阿斯加里对目标的追求是不屈不挠的，而这样的目标总是存在。医院给了他一副拐杖，但使用拐杖又会让他背疼。没过两天，他就把拐杖送到了回到了护士那里，并留着一张纸条，要求配一辆轮椅。有人告诉他规定不允许。为了抗议，他请狱友将他放到床单上拖着去想要去的地方。(他笑着告诉我：“他们在地板上拖得太快了，我的屁股就像着了火。”)他还问护士，他是不是应该自己拖自己？一天，一名警卫悄悄在牢房里放了一个轮椅。阿斯加里将这些胜利归功于他所谓的“一己之力”。他告诉我：“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无辜、独立、明智的人都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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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恩，阿斯加里有时间反思自己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他一直生活在十字路口。1977年，他作为一名学生来到德黑兰大学冶金工程系，当时正值伊朗革命学生运动集结力量之际，学校的教职员工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当这场运动推翻了沙阿，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时，阿斯加里帮助成立了一个名为“圣战建筑”的组织，相当于与伊朗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他协调工作人员修路、输水和收割小麦。两伊战争始于1980年，工程系学生转向军事后勤。为了将坦克转移到法奥半岛上，他们帮助设计了浮桥。这些浮桥必须在深夜从水下安装，然后用利用储气罐使其浮上水面。阿斯加里参与了五次进攻。他看到过尸体炸裂，一枚迫击炮弹降落在他身后，四周泥土沸扬。
阿斯加里之所以参加革命，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宗教思想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认为社会正义比任何国家理论都重要。当90年代他首次来到美国时，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如此平静、有序的社会已经从残酷的资本主义机制中崛起。
他认为，在被拘留的这段时间使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比大多数美国公民更为完整。“我有社会底层的朋友，”他经常笑着告诉我。他和联邦法院系统耗了两年，又被移民局关了五个月，全都是因为FBI曾试图招募他而未能如愿，因为他的签证(如果确实是签证)没被盖章。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与路易斯安那州边界的一个移民局拘留所中，他正经历着所谓的“托克维尔时刻”。(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政治家，“托维克尔时刻”指“民主的危机”。译注)
阿斯加里对美国依然一往情深。他惊奇地发现，他在每个监狱都可以拿起电话与新闻记者交谈，而且新闻记者可以发布他们想要发布的内容而不必担心受到审查。但是他最欣赏的是美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他说：“我是以伊朗人的身份出现美国法官前的。这位美国法官做出了有利于我却反对FBI的裁决。我荣幸地见证了他从陪审团的选择到最终审判的整个过程，以及他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方式。我相信这些属于普世价值观，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政府都应当尊重。” 他补充道：“我的律师同样作为政府雇员却全身心的站在案件中政府另一面。”
从司法系统落入移民局手中是件不幸的事。在那里，他看到了似乎与法院形成鲜明对比的价值观。他为囚犯数量感到震惊，认为这些人没有理由被监禁，而且对他们残酷的对待也与美国法律标榜的人性自由背道而驰。阿斯加里坚信，在从一个转移点到另一个转移点的廉价航班上，移民局囚犯的流转背后肯定隐藏着一条利益链。否则，他根本无法解释。
在美国法律的眼中，他和其他移民局的被拘留者到底是什么存在？他们待的地方昏天黑地。为了获得保释，那些因为要被驱逐出境而被监禁的人，必须首先证明他们没有逃逸风险。这些拘留只是行政性质的，而不是惩罚性质的，但他们却要和被判有罪的人关在同一个地方。
监狱是人际关系的大熔炉，在很大程度上，阿斯加里的经历使他对此的感受更加深刻。在牢房中，你无法藏在一个头像、一个银行账户、一项技能，甚至是自以为是的繁忙日程表后面。阿斯加里发现政府之间可能会试图统治或消灭彼此，但被迫赤诚相待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合作。他一直是微观结构的学者，现在他了解到，社会属性来源于社会原子，而社会原子就是是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社会结构力量最深层次的来源。
在温恩，时光流逝。新的犯人有时会出现在门口，监舍里会有人放哨并组织狱友围住大门阻止其进入。阿斯加里因为腿上的新伤而再次就医，而医生也因此禁止他搭乘新一班不知是飞往克利夫兰还是德黑兰的遣返航班。他要求在洗澡时带一把塑料椅子，这样他就不必一直站着。为此他又得和规定抗争，而这规定存不存在有没有人记得都说不准。如果移民局能把他放回女儿家里，阿斯加里说：“给四天的时间就行。我只想在家看看电视，吃吃波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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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阿斯加里的牢房不再隔离：囚犯们被迫与其他数十个囚犯进入了一个新地方。阿斯加里于4月25日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他晚上醒来时浑身是汗。当我们通话时，他听起来很虚弱，不停地咳嗽。他被安置在“负压”牢房中，这里可以防止被污染的空气感染其他被拘留者。这里没有淋浴，手机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只有一只大黑蜘蛛陪着他。不过至少他的氧气供应保持稳定。当阿斯加里在负压牢房时，一名法官建议拒绝了他的人身保护令，理由是阿斯加里已被感染，因此不再面临“被感染”的风险。
在退烧之后，他被安置在已确诊新冠病毒患者牢房中。疫情最终感染了近200名囚犯。阿斯加里这次是幸运的。但在他康复之后，面对肮脏和不合理的环境，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满。所有的途径都失败了，他的妻子只好寻求伊朗外交部的帮助。
伊朗和美国曾在12月交换了一对囚犯，此后一直在商讨下一次交换。美国海军退伍军人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因涉嫌侮辱伊朗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在伊朗被判处数年监禁，他将与佛罗里达州的整形外科医生马泰奥·泰里(Matteo Taerri)交换。泰里因将军民两用生物过滤器走私至伊朗而被美国政府判处违反制伊朗制裁规定。两国将以瑞士为中间人进行犯人交换。2020年春季，伊朗决定将阿斯加里作为交换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移民局将阿斯加里送返伊朗之后，他们才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5月初，美国媒体泄露了双方交换的消息，有些文章提到了阿斯加里的名字。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肯·库奇内利(Ken Cuccielli)向美联社宣称，美国从去年12月开始就一直试图将阿斯加里驱逐出境，但直到今年2月伊朗方面才确认其护照的有效性，而此时新冠疫情已经爆发，国际航行难以成行。
5月下旬，路易斯安那州一家法院最终决定批准了阿斯加里的人身保护令，并给了移民局两周时间进行保释。但是还没等到释放，在6月初的时候，经历了七个多月的移民局监禁，阿斯加里终于被驱逐出境了。6月4日阿斯加里从位于德黑兰以北山区塔勒根的乡间别墅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还没倒过时差，也没适应突如其来的自由，只是沉浸在食物的味道里。伊朗高级别官员接待了他，当地新闻媒体也纷纷要求他接受采访，媒体们显然渴望将他塑造成美国不公正行为的典型受害者。但阿斯加里拒绝了，不想将他的案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灯下。他坚持说他的故事只和一直支撑他到现在的那些人际关系有关。尽管如此，那些被监禁的回忆，尤其是在温恩和亚历山大悲惨遭遇，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难过的获悉，一位在温恩认识的看守死于新冠病毒感染。“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他做出过什么攻击性行为。”
阿斯加里曾打算作为一名国际主义科学家重返伊朗，就如他离开伊朗时一样，只追求绝对的理性或最基本的原子。“我不喜欢被当作交换对象，”在温恩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时，阿斯加里就告诉过我。“我想在美国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在美国法院获得胜诉。因为我知道我没做错任何事情。”
附注
发表在2020年9月21日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印刷版和网络版上，标题是“不做间谍”。
作者劳拉·赛克尔(Laura Secor)是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编辑，畅销书《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Paradise)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9/21/the-man-who-refused-to-spy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