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1.04 , 09:00

社会经济学博弈实验发现有时候反腐败会适得其反

我们人类是已知具有最强的合作能力的动物,甚至可以将这种远超所有其他物种的合作能力看作是人类的定义。了解如何将人与人的合作关系长久地持续下去,特别是在现代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仍然是社会进化学家和决策者的核心问题。

去年7月份的《人类自然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杂志上,Michael Muthukrishna与他的同事Patrick Francois、Shayan Pourahmadi、Joe Henrich共同发表了一份实验性的研究报告,他们将腐败现象纳入了经典的社会经济行为博弈理论框架之中。

世界各地均存在着政府公职人员腐败的现象,只是在严重程度上分布不均。我们在为腐败行为支付高昂的社会成本。论文援引了世界银行做出的估计,每年仅仅用做贿赂官员的资金就高达1万亿美元。

不同地区的腐败程度差异很大。世界银行预计,在肯尼亚十分之八的公职人员会索取贿赂。相反,清廉指数最低的丹麦,以平均寿命而论,一个丹麦人在一生中可能也不会遇到一次受贿的官员。

透明国际指出,现在世界上有60多亿人生活在腐败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腐败会消耗原本用作社会福利的财政预算,会批准不达标的工程上马。直白地说,腐败会杀人。

社会经济学博弈实验发现有时候反腐败会适得其反
Credit:123RF

Michael Muthukrishna的研究表明,由于人类整体作为生物和社会动物的历史影响着我们的内心演化倾向,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理论的挑战性就来自于寻找到将腐败的有害影响降到最低的办法。正如Muthukrishna在伦敦经济学院新闻稿件中所说:

腐败实际上是根植于我们历史的一种合作形式,比起一个运作良好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更容易对腐败行为做出理论上的解释。现代国家发展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规模。我们所说的“腐败”是人与人之间的小规模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模式会破坏更大规模的社会合作。

为了模拟腐败行为,作者为一种被称为“体制惩罚游戏”的行为经济学博弈游戏重新制订了游戏规则。游戏的每位参与者都是匿名的,来自清廉指数不同的国家。共有274名参与者加入了这项实验,他们每人事先拿到一笔原始奖励金,然后由自己做出决定在分配出多少奖励金投入公共奖池中。最终,公共奖池中资金数目乘以某个常数,然后平分给所有的玩家,无论他们事先贡献出多少。

制度惩罚游戏的设计思路是,每个玩家出于提高自身最终收益的目的,而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奖金。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拿出全部奖金投入奖池,那么整体收益将达到最高。此外,每轮会随机选出一名小组成员作为领导者,他们有权力从其他参与者处收税,作为惩罚。

Muthukrishna及其同事开发的“贿赂游戏”版本与上面的基本版本大体相同,只是每个玩家新增一个贿赂领导者的策略选项。领导者可以看到每个参与者对公共池的贡献大小和自身保留多少。实验人员在游戏过程中操纵“汇率系数”(代表经济潜力)和“惩罚系数”(领导者惩罚的权力)。

腐败程度较严重的国家里长大的参与者更愿意接受贿赂。

对于每个玩家的举动,领导者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接受贿赂、或者拿走他们的税金来惩罚玩家。小组成员只能看到领导者对他们个人的行动和整体回报,而不能看到领导者对其他小组成员的行为。

与基本版的博弈游戏相比,增加贿赂这一策略导致总体收益大幅减少(下降25%)。

有更高惩罚倍数的领导者(被称为“强大的领导者”)的受贿可能性大约是其他情况的两倍,而动用惩罚权力(例如惩罚搭便车者)的次数则少了2/3。正如论文作者和美国国父所预料的那样,更多的权力导致了更多的腐败。

引进了腐败之后,作者又引入了透明度的规则。在“部分透明”的条件下,小组成员不仅可以看到领导者对他们的行为,而且还能看到领导者自己对公共池的贡献。但是,他们还是无法看到领导者对其他组员的行为。在“完全透明”的条件下,每个成员的信息和领导者随后的行动全部都是对全员可见的(即个人成员对集体的贡献,向领导人提供的贿赂以及领导者随后的行动)。虽然贿赂会提高社会成员(玩家)的成本,这一事实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游戏中汇率系数不高)的时候,这种不利影响最为明显。

实验表明,当领导人掌握强大力量或当前经济潜力丰厚时,减少腐败有效地增加了整体收益。当领导人力量薄弱(即他们的惩罚力度低,经济潜力差)时,完全透明的制度,按照直观的思考应该是能明显抑制腐败行为的策略却没有产生效果,部分透明制度下的博弈游戏,实际上还不如最初没有引入透明制度时的情况。

作者的研究结论挑战了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应该怎样做才能减少腐败的假设。

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降低腐败的策略有所帮助,但在其他地方可能会导致情况恶化,因此可能适得其反。如作者所述, “诸如透明度等看起来犹如万灵药的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可能是有害的。”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并且可以从大量关于社会规范行为的文献中找到依据。完全透明制度和暴露于制度下腐败的行为可能反而会要求大多数成员共同参与腐败。然而,为什么部分透明制度比领导力薄弱时的完全透明度更有害的影响尚不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发现,在更腐败的国家长大的参与者更愿意接受贿赂。提出的最合理的解释是,成长在暴露于腐败的环境之中,导致这些社会规范内化。

当然,这只是一个研究反腐败政策的实验性研究,在将这些研究成果扩展到实践中时需要十分地谨慎。正如作者所言:“实验室环境下探索出的腐败原因和治理对策,必须结合世界各地中现实的腐败调查结果来进行考量。”

除此之外,该研究对于如何在最高程度上降低腐败现象,提出了广泛的假设,并且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富国之中被证明可以成功地“治愈腐败”的政策在其他地方可能无效。让我们故意曲解已故的Louis Brandeis曾说过的名言:“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但阳光疗法本身却取决于气候条件和病原体的种类。

原文作者Max Beilby是金融业内的商业心理学从业者
本文译自 nautil.us,由译者 majer 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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