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4.11 , 11:00

乌托邦简史

怕版权问题,图我就删了啊

16岁的时候,Martin Winiecki辍学离家,从德国德累斯顿搬到“塔美拉”(Tamera),一个位于葡萄牙西南部丘陵之上,占地300英亩的意识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公社)。他的父母——数学教授和医生——十分不情愿放他走。“这对他们确实是个打击,” Winiecki回忆道。他出生在1990年,柏林墙刚刚被推倒没几个月,正当一种无所适从的社会环境。前东德的氛围依然笼罩着人们。“整个文化依然是严肃正式的,谈论的都是义务,没有一点爱和人情味。”Winiecki解释道。同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式的替代方法无非就是建设一个经济非常不公平的系统——要么温拿要么卢瑟。两种社会都不是他所期待的,而塔美拉提供了另一个选择。

塔美拉由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Dieter Duhm1978年创立于德国,1995年重建于葡萄牙,致力于化解人际关系中的伤害。Duhm本人深受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影响,把物质解放和人际转变也视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六七十年代,Duhm投身公社建设,最终大失所望。人们本欲逃离的丑恶似乎在公社中重新产生:利己、权斗、嫉妒、猜忌以及恐惧,而所谓性自由总是带来妒忌和痛苦。在Duhm看来,在探索可行的新社会模型的路上,公社已经失败了。在塔美拉,他试图开展一项允许深度人际治愈的社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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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塔美拉这样的社群主义实验其实不算新鲜,尽管时间这样长的——快40年——不太常见。总的来说,意识社区的失败率比创业公司要高一点。只有赶上美国的“社区黄金时代”的几个公社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大多数都是几个月即偃旗息鼓。据历史学家Mark Holloway在《人间天堂》(1951)中所统计,这段时间里诞生了超过100个实验性社区,参与人数达10万人,他们希望通过创建“理想联邦”从现实社会中逃离出来。这股浪潮的巅峰在1840年至1890年之间,正值经济衰退期。但若就此把意识社区的产生仅仅看做经济艰苦时期的产物就不对了。

历史上,对工业社会广泛的不满往往会促使人们涌向公社、乌托邦这类心灵港湾,无论是生态村庄还是“回归大地”式的栖息处都在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与大自然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以说这些社区是建立在一种改变人性和创造社会新蓝图的精神或理想之上,当然,也从未摆脱过“异教”的标签。很多意识社区都得为其公众关系而和各种负面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对抗。

且不管种种别的疑虑,人类对于群居的需要可能是天生进化中形成的。有些社会学家进一步表示现代社会其实不适合我们的习性,“部落”形式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接受。新部落主义表示人类的本性最适合小型的能互相关照的群体,而不是大规模的人际关系。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Robin Dunbar认为在舒服的范围内一个人至多于与150人维持稳定的关系,这就是说社群生活最好不超过这个人数。正如文化评论家Daniel Quinn在《B的故事》(1996)所说,3百万年来,部落生活对人类至关重要,如鸟巢之于飞鸟、蛛网之于蜘蛛。地洞之于鼹鼠。不一定是最完美,却是可行的方式。

这些乌托邦社区为什么总是失败呢?有趣的是,意识社区的没落和其它的人类活动相比并非就有多特殊。创业公司的失败率在90%,且大部分公司前景暗淡:1955年的世界前500强公司超过88%已经不在了。同时,标准普尔公司的平均寿命也不过15年,我们对于实验性社区又能有多大期待?若非如此,审视这些社会实验我们能学到些什么呢?导致社区衰落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

讽刺的是,人们本欲逃离主流社会的行政系统和管理方式才创建乌托邦,却只有使用这些管理方法才能使其存活更久。无论有多少意识社区最初希望迈向世俗生活的另一面,最终的成功或失败都是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和其它人类企业——如成熟的企业或初创公司——的兴衰大同小异。

疟疾蔓延的沼泽、虚假无望的承诺、性别歧视的政治、专制暴戾的建立者、夸夸其谈的骗子、稀缺难得的饮用水,贫瘠干旱的土质,未经训练的劳动者,躁动不安的梦征,不适宜耕种的土地:种种骇人的消息穿插在意识社区动荡的历史中。但导致社区解散的更相关的听着更像是困扰当今各种组织的挑战:资本约束、亏空、私人财产和资源分配的矛盾、不健全的调解机制、派别问题、创始人之争、声誉维护、技能短缺、无法吸引新的人才,培养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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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来自威尔士的Robert Owen在印第安纳20000英亩的土地上建立了“新和谐村”,仅仅过了6周就吸引了超过800名成员。新和谐村的目标是创建一套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复制的新的文明形式。Owen对“新道德世界”或者说“普遍的永恒的幸福”的想法是致力于通过环境、教育和消灭私有财产来改变人的个性,然而新和谐村连维持自身发展的能力都没有。800位成员之中只有140人熟悉当地工业,熟练的农民只有36位。社区的准入门槛极低,随便谁都可以加入,于是引来了一批无业游民和懒得工作的人。创始人也没啥用:新和谐村存在的短暂两年间Owen只在那儿呆了几个月。他作为一个空想主义者或许颇有天赋,但他缺乏支持梦想的实际执行能力。

许多社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象牙塔里的幻想家、寻寻觅觅的流浪汉、追求安逸的伤残者以及自私自利的谋权人都是维持社区的民众中的危险分子。但往往他们又是对邀请最为热情。此外,许多幻想者觉得实实在在的干农活和自给自足的生活和他们想象中乌托邦生活差别太大,不过是重新回到了刚刚离开的老路。正如Catherine Blinder2004年所写,反映了他在Vermont公社14年的日子:

通过“回归大地”,我们不在受社会所束缚。生活不再有限制、不再有教条……我们在创造别样的生活,大多数人都相信能有所作为,消弭战争,为社会公正而努力,一切都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劳动和这种集体生活模式之中。

然而。Blinder过的日子很难说是实验性的。“没人把这当作实验那么努力工作。”她写道她平常收割干草、制作黄油、开拖拉机、砍柴生火、烘烤面包、照顾孩子和各种动物、关心别人的健康情况。

Macaco Tamerice舍弃了身为日本著名爵士歌手的身份,来到位于意大利都灵附近的精神和艺术生态社区达曼胡尔生活工作。他告诉我,达曼胡尔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特别强调实际的奉献和工作(“我们不是个只顾幻想的地方”)。也就是说,尽管达曼胡尔极力维持“每个人心中的神圣火花”,但它的延续也依靠着实用的组织策略。

达曼胡尔是由600多名全职公民组成的社区联合会,主要由小规模“核子”或临时家庭组成。初始的时候核子由12人组成;现在是15至20人。“这个规模是挺关键的”,Tamerice说。“如果人太少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输入而崩溃,而超过25人的话就很难让每个成员之间保持亲密的关系。”整个社区由统一章程统治,并有专门的“正义院”维护章程的价值。其他选出来的职位还有国王/女王,在维护达曼胡尔精神理想的过程中,他们要协调各个项目。在成为达曼胡尔正式的成员之前,有兴趣的公民可以体验一段时间看看社区的文化和目标是否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

但即使经过精心的筹划和组织,意识社区仍常常由于其表现出的落后退步而为人诟病。Bronson Alcott(Louisa May Alcott的父亲,《little Women》的作者),被人称为“吃橡子拯救世界的人”,1843年在马萨诸塞州哈佛创立了“果园公社”这个实验社区。这是个超验主义原则的农业社区,建立在舍弃“文明”世界的观念之上,果园公社内消除私有财产,自力更生,拒绝聘用外界劳动力或对外贸易。项目吸引了十几个人,持续了几个月就失败了。橡子好像没起到什么用。

“橡子问题”依然存在。Jimmy Stice,亚特兰大的年轻企业家,正在巴拿马的一个河谷从头开始建设一座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当他把这个城镇的基础设施模型展示给他的父亲,一位传统的房产投资商,他的父亲评价道:“恭喜你成功退化啊!你设法重建了500多年前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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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a Pais,一名巴西的IT咨询师,也对生态村感了兴趣。他到苏格兰的芬虹生态村(Findhorn Foundation)住了一段时间,那是最成功的意识社区之一,自1972年开始运行,现在是拥有太阳能和风能的生态建筑典范。Pais说芬虹用20年的时间才解决了基础设施的问题。近几年,总收入达到2393542英镑(尽管支出也有2350411英镑),其中其中60%以上来自研讨会和会议。这说明。芬虹生态村的许多居民还是要依靠政府保障生活,手头还是很紧迫的:确实每个人都有食物和住房,但此外便所剩无几。

更糟糕的是许多意识社区是靠着富有的捐助才得以维持,而寻找善款和创业资本也算是建立者施展个人魅力的工作之一。Nazaré Uniluz,巴西圣保罗的一个意识社区,最初就是靠着外界自资助。他的创始人能言善道,向巴西的精英阶层兜售他关于自省以及融入修道院元素的想法,吸引了许多赞助。而他却在社区开始渐渐失控超出最初预想的时候撒手不管了。时至今日,Uniluz的收入主要来自邀请人们前来参加周末座谈或一周的体验并收取费用。Uniluz也承认了这种精神旅游是其重要收入来源,可长期居住的成员常常发现很难再恢复原来的社区生活以及内省的状态了,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人只是寻求一时的安宁或是感受一下嬉皮士的生活。

丹麦的“自由城克里斯蒂安”建造于上世纪70年代,最初的一个废弃的军营变成了“新社会”的发源地。它成为了一蓬勃的地下贸易点,包括利润极大的□□交易。这个社区也创造了自己的货币,作为向游客出售的拙劣纪念品。克里斯蒂安是丹麦首都第四大旅游景点,每年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

Piracanga是巴西的另一个精神社区,通过迎合注重精神享受的富裕精英市场来保持财政的稳定。这些人聚集于此学习阅读经典、呼吸冥想、控制饮食、解析梦境、瑜伽锻炼以至搞笑耍宝。

总之,意识社区的财政来源基本上就是旅游、教育(座谈和训练)、手工和艺术品以及农业产品。正如;历史学家Yaacov Oved观察到的(《美国公社200年》1987):(在新和谐村)唯一繁荣的行业就是当地的旅馆了,当时很多游客抱着亲眼一见Robert Owen所做的社会实验的好奇心而来。实际上,Owen一直在用私人的基金弥补新和谐的整体亏损,当他在公开场合展示资产负债表时,社区成员才震惊的发现一直以来的自给自足都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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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较为成功的社区之一,震颤教公社(The Shakers,原本为基督教之一派别),在十九世纪中叶有多达6000多个。 他们的成功来源于努力、诚实、节俭的宗教哲学,使他们成为优秀到的农民和工匠——著名的夏克式家具。 但最终,即使具有谋生的手艺,他们独身的实践——禁止生育——破坏了他们的延续。 既然不生育,震颤教便依赖积极的招聘,而独身对很多人没什么吸引力。 现在,缅因州的最后一个震颤村仅有两个人。 相比之下,阿米什人(基督新教亚米胥派)平均每家有5个孩子——总数超过30万人。

反而是阿米什人“回避”的做法在传承生活方式上面更为有效。除了必须要和阿米什人进行的商业贸易和社交活动(参加宴席,交换礼物)之外的活动一律回避。这给社区划了无形的边界,保持了自身文化,那些试图脱离教会的人还会受到孤立的威胁。

可以发现,历史上美国18至19世纪产生的宗教背景的社会实验大都以自我否定、克制和追求完美为准则。这样难免会让社区难以维系,不论多热情的成员也会慢慢疲惫。William Penn在费城取得的成功一度超出建立者最初想象的"清醒"乌托邦。

几乎所有寻求另一种集体社会的尝试都困惑于同一个问题,如反乌托邦小说家Margaret Atwood所说,“我们能获得怎样的幸福,又该付出怎样的代价?”维持清教徒式的压抑——像Penn坚持的“清醒”——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另一方面,20世纪60、70年代,世俗社区宽松的□□引发了巨大的嫉妒和冲突,同样容易造成许多社区的瓦解。大多数人来到意识社区式为了满足精神需要,而各式各样的人的到来也在检测社区调节人际关系的能力。Winiecki 在塔美拉对我说,当你深入一个团体的时候,就会发现人性中光明也会发现黑暗的一面。

企业家Kate Sutherland说起她在芬虹待的那段时间:“那算不上是乌托邦。那是一个缩影,外界世界的一切——偏见、成瘾、贫穷、性问题以及权力。社区只是社会的复刻而已。”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在芬虹的时候Sutherland有着积极的态度,“人们对手头的事物怀有兴趣。”

在达曼胡尔,为了清除社区中的紧张和仇恨情绪,人们将冲突转变为正式的半戏剧性的战斗。“战斗在圈定的区域内进行,每个人借此发泄侵略的天性。这种方式有点游戏的属性但也是建设性的,最终会让社区更加团结。”Quaglia Cocco说, 他在达曼胡尔社区生活了八年。达曼胡尔的战斗和小孩的打闹还是有所不同的。队伍穿上各自的白衬衫,带上喷枪和油彩,并且有裁判。战斗给了成员宣泄的渠道,发泄平常被礼数压抑的阴暗面。

达曼胡尔模拟战斗的方式实际上避免了一个社区里最具同情心的那些人背负太多他人的情感和抱怨。而在新西兰,惠灵顿一群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群体采用了另一种排解情绪负担的方式:一种情绪管理系统。Enspiral的每位成员都有一个“管家”——另一个定期前来倾听不满情绪,承诺保密的人。Enspiral 的高级成员Rich Bartlett解释:“管家实际上是在给这座美丽的花园不断除草。”

良好的交流反过来也增加了社区的灵活性。达曼胡尔的Tamerice这样说到:“凡事都该在巅峰时寻求改变,趁热打铁,这样才有动力。如果已经一团乱麻就来不及了。”和18、19世纪的公社相比,这种不断改变方向的能力,使得社区不会死守一条道路,而有着更多的弹性。这又是从创业文化中学到经验。当我向新墨西哥州蜂鸟社区的一位长者询问社区成功的关键,他说:“不要固守一个模式。”社区和公司一样,需要一定新鲜的空气(而不是独裁统治)。它们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面对成员不断变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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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公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核心价值观的传承,那些“表面的事物——具体的仪式和做法”按Tamerice所说——都是次要的。代际冲突是双方面的,特别是干劲十足的新一代领导人遇上不愿放手的老一辈。基督教科学会的创办人Mary Baker Eddy对教会控制极严,如心理学家Eugene Taylor在《影子文化》(1999)中指出,Eddy的教会不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是完全以她为中心而组成。个人布道是被禁止的,不允许自由诠释。这种对权力的迷恋是许多意思社区共同的问题,往往导致派系和分裂的产生。

在创业领域,创始人的地位往往会在公司度过最初需要激情和冒险的阶段之后被取代。这一点有统计数据的支持。超过50%的创始人在公司的第三轮融资之后被CEO取代,第一轮融资的时候就有25%的创始人走下了领导地位。

然而,拥有一个远见卓识的创始人似乎是成功所必须的——以创始人的名义制定前景计划、赋予部门职能以及作为公司(或社区)的对外宣传者。随时间推移,创始人的这些角色可以被分散,但开始的时候还是很重要的,可以维持一个社区向目标前进,应付过程中种种琐事。达曼胡尔的社区成员正在处理领导者Falco Tarassaco的后事,他于2013年去世。Tamerice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从此以后,每个人都要靠自己了——这是必要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

从失败的社区实验中我们同样可以学到很多。许多社区“失败”了,但它们的影响还在。短暂的实验是对主流社会巨大挑战。例如,普及义务教育和城镇会议的想法是由清教徒率先施行的。城市规划中也有乌托邦梦想家的功劳。早期的乌托邦公社中开始孕育出之后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对不平等的关注,比如,废除奴隶制、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对普及教育的关注都起源于失败的乌托邦。

这样看来,意识社区和乌托邦的实践可以作为新兴文化的短期培养皿。芬虹生态村现在是数百人的家园,但受其影响的人可能上百万。Enspiral也是一样,尽管远离惠灵顿,但他实际上通过出口其成功的实践经验以及协助管理的软件(如Loomio)影响世界各地的公社和相关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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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意识社区受益于可以轻松获取专业知识和最佳决策的数字化渠道。经验、智慧和见解点击一下即可分享。此外,自乌托邦创建以来,管理科学已经有了长久的发展,合作、管理、集体决策也会更加容易。

但是创建公社文化依然是一间棘手的问题——从最初的乌托邦就面临的问题。难点之一在于,许多意识社区的商业模式依然不明了或者未成形。比如,常说的自给自足,往往意味着无法利用规模经济支持增长的人口。同时,许多社区也在为向游客提供现金服务而懊恼,似乎这样一来就偏离了最初的愿景。也就是说,当代的社区从自由职业者和数字化工作的发展中获益,因为这样减轻了土地负担以及自给自足的压力。阿米什电子商务便是这一趋势的标志之一。

如果今天的公社只是逃离个人主义的形式,沦为特权阶级、企业家和精神追求者们围墙内的花园,那么即使在物质上取得成功也不算是成功。当代的社群实验是否仍然在探索多样的人口形式,试图解决社会正义,经济不平等的议题。也许,比意识社区更为有用的建构是“影子文化”,Taylor定义为“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并共同参与日常的活动的离散个体组成的巨大群体”。影子文化更有可能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利用了社会资源。这样看来,乌托邦只是一群紧密联系着的影子文化,可是错误的把自己当作孤立的实体逡巡着。

本文译自 aeon,由译者 dingding 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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